尼采
1844年10月15日，尼采出生于普鲁士萨克森州勒肯镇附近洛肯村的一个乡村牧师家庭。祖父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写过神学著作，外祖父是一名牧师。
儿时的尼采是个沉默的孩子，两岁半才学会说第一句话。但就是这样一个沉默、说话慢的孩子，长大了却成为学霸，24岁便成为瑞士巴塞尔大学的的教授，而且教授的还是古典语文学，专攻古希腊语，拉丁文文献。
1889年，长期不被人理解的尼采在都灵大街上抱住一匹正在受马夫虐待的马的脖子，最终失去了理智。尼采进入了他的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先是住在耶拿大学精神病院。1890年5月，母亲把他接到南堡的家中照料。
1897年4月，因母亲去世，尼采迁居到位于魏玛的妹妹伊丽莎白·福尔斯特·尼采的家中居住。在尼采的一生中，他的家庭始终是他的温暖的避风港，作为这个家庭中唯一的男性，家中的五位女性成员始终围着他转，无微不至地关怀他，精心呵护他，尽量满足他的一切愿望。但尼采为了心中的崇高理想，毅然舍弃了这一切，像个苦行僧一样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界中飘泊游荡，忍饥挨饿，沉思冥想。
1900年8月25日，这位生不逢时的思想大师在魏玛与世长辞，享年55岁。
在何种程度上我们也是虔诚的
人们有充足的理由说，在科学中，种种信念皆不拥有公//民权：只有当它们决心自贬至于谦虚，甘为一种假说、一种临时的试验性立场、一种相对的虚构，它们才可以被允许进入认识领域，甚至在其中具有某种价值——但始终带着一个限制，即要不断受警//察的监//视，受“不信任”这个警//察的监//视。——更仔细地看，这岂不是说：只有当信念不复是信念的时候，它才有权进入科学？科学精神的训练岂非始于禁绝一切信念？……
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只是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如果说此种训练借此才能开始，那么，难道不是已经有了一种信念，而且是一种如此专横和绝对的信念，以至于它让其余一切信念成了自己的牺牲品？我们看到，即使科学也是建立在一种信念之上的，根本不存在“无前提的”科学。“真理是否必要”这个问题不但必须先行作出肯定的回答，而且必须肯定到这个地步——在如下命题中表达了一种信念：“没有比真理更加必要的东西了，与之相比，其余一切都只有次要的价值。”
这个无条件的求真理的意志，它是什么？它是不让自己受骗的意志吗？它是不去骗人的意志吗？我们也可以用这后一种方式来解释求真理的意志，假如我们把“我不想骗人” 加以扩展，使之也包括“我不想骗自己”这一特殊情形的话。可是为何不骗人？为何不让自己受骗？ ——我们发现，前者的理由与后者的理由毫不相干：人们不想受骗，因为人们认为受骗是有害、危险、凶多吉少的——在这意义上，科学该是一种深谋远虑，一种谨慎，一种有用，不过，我们有权对此表示异议：怎么，不让自己受骗真的较少害处、较少危险、较少凶相了吗？你们一开始对于存在的性质知道些什么，竟然能够决定绝对不信任和绝对信任何者更有好处？然而，倘若充分的信任和充分的怀疑这两者都是必要的，那么，科学究竟可以从哪里获得它立足于其上的它的绝对信念，它的信心，认为真理比任何别的事物重要，包括比任何别的信念重要？如果真理和非真理两者都不断地证明自己各有其用，一如目前的场合所示，那么，这种信念恰恰是不可能产生的。所以，现在无疑存在着的对科学的信仰从这样一种效用的考虑中是找不出其根源的，相反倒是无视“求真理的意志”、“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真理”之不断被证明对其有害无益这一事实的。“不惜一切代价”：当我们在这个祭坛上贡献和屠杀了一个又一个信仰之时，我们对此是多么了解啊！
由此可见，“求真理的意志”并非意味着“我不想让自己受骗”，而是意味着（不可能作出别的解释）“我不想骗人，包括骗自己”——而我们因此就站在道德的立场上了。如果应该有假象——并且的确有假象！——因为生命被安置在假象之上，我的意思是说，被安置在谬误、欺骗、伪装、障蔽、自我障蔽之上。另一方面，如果生命的伟大形式事实上总是出现在最不可思议的一方，那么，人们不妨自问：“你为何不想骗人？”说得温和些，这种意图也许是一种唐·吉诃德遗风，一种轻微的迷醉癫狂。不过，它也可能是更糟的东西，是一种敌视生命的毁灭性原则……“求真理的意志”——这可能是一种隐蔽的求死亡的意志。
于是，科学何为这个问题便导回到一个道德问题：既然生命、自然、历史是“非道德”的，那么，道德究竟何求？毫无疑问，一个诚实的人，就那种勇敢和彻底的意义而言，一如对科学的信仰所要求他的，他因此而肯定了一个与生命、自然、历史的世界不同的世界。而在他肯定这个“另一个世界”的程度上，他岂非也因此必须否定其对立面，即这一个世界、我们的世界？……
你们该明白我欲由此得出的结论了，那便是：我们对科学的信仰始终是建立在一种形而上学信仰之上的——即使我们这些今日的求知者，我们这些无神论者和反形而上学者，连我们的火种也是从那同一个火堆上取来的，点燃那火堆的是数千年的古老信仰，基督徒们的信仰，它也曾是柏拉图的信仰，即相信神是真理，真理是神性的……但是，倘若正是这一点变得越来越不可信，倘若无物再能证明自己是神圣的，也许一切皆是谬误、盲目和谎言——倘若连上帝也被证明是我们最悠久的谎言，那将如何呢？
什么是浪漫主义
人们也许记得，至少我的朋友中会有人记得，我从前迷误甚深，估价太高，总是作为期望者向这现代世界冲击。我之理解——谁知道由于什么个人经验？——19世纪悲观主义哲学，就好像它是思想的较高力量的表征，无所畏惧的勇敢的表征，人生凯旋丰满的表征，其实这些特征属于18世纪，属于休谟、康德、孔狄亚克和感觉论者的时代。以至于在我看来，悲剧认识似乎是现代文化的真正奢侈，是它的一种最昂贵、最显赫、最危险的挥霍，然而无论如何，由于现代文化过于丰富，又是它的一种可允许的挥霍。同样，我认为德国音乐正是德国灵魂的一种酒神式强力的表达：我相信在其中听到了地震，一种自古积压的原始力量随着这隆隆震声终于得到释放——而并不顾惜从来称作文化的一切因此摇摇欲坠。可以看到，我当时无论是对于哲学悲观主义，还是对于德国音乐，均未认清构成其真正性质的东西 ——它们是浪漫主义。
什么是浪漫主义？每种艺术，每种哲学，都可以看作服务于生长着、战斗着的生命的药剂和辅助手段，它们始终是以痛苦和痛苦者为前提的。然而，有两种痛苦者：一种是苦于生命的过剩的痛苦者，他们需要一种酒神艺术，同样也需要一种悲剧的人生观和人生理解；另一种是苦于生命的贫乏的痛苦者，他们借艺术和认识寻求安宁、平静、静谧的海洋，自我解脱，或者迷醉，痉挛，麻痹，疯狂。与后者的双重需要相适合的，是艺术和认识中的全部浪漫主义，曾经和继续与之相适合的是叔本华和瓦格纳，我这是举出最著名最露骨的浪漫主义者的名字，当时我误解了他们——顺便说说，众所周知，这于他们无损。生命最丰裕者，酒神式的神和人，不但能直视可怕可疑的事物，而且欢欣于可怕的行为本身以及一切破坏、瓦解、否定之奢侈。在他身上，丑恶荒唐的事情好像也是许可的，由于生殖力、致孕力的过剩，简直能够把一切沙漠造就成果实累累的良田。相反，最苦难者，生命最贫乏者，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大多需要温柔、平和、善良，可能的话还需要一个上帝，它真正完全是病人的上帝，一个“救世主”，同样也需要逻辑，需要对人生的抽象理解——因为逻辑使人平静，提供信任感。简言之，需要某种温暖的抵御恐怖的密室，关闭在乐观的眼界之内。这样，我渐渐学会了理解伊壁鸠鲁，酒神式悲观主义者的这个对立面，同样也理解了“基督徒”，事实上仅是伊壁鸠鲁主义者的一个类型，两者实质上都是浪漫主义者。我的眼光愈来愈敏锐地洞察反推论的那种最艰难棘手的形式，大多数错误都是在其中造成的——这就是由作品反推到作者，由行为反推到行为者，由理想反推到需要此理想的人，由每种思想方式和评价方式反推到在背后起支配作用的需要。
在考察一切审美价值时，我现在使用这个主要尺度：我在每一个场合均问“这里从事创造的是饥饿还是过剩”。另一种尺度从一开始就好像要自荐——它醒目得多——这就是着眼于创作的动机究竟是对凝固化、永久化的渴望，对生存的渴望，抑或是对破坏、变化、更新、未来、生成的渴望。然而，只要加以深究，这两类渴望仍然显得含混不清，并且正是按照前面那种在我看来更佳的方案才能解释清楚。对破坏、变化、生成的渴望，可以是过于充沛的、孕育着未来的力量的表现（人所共知，我对此使用的术语是“酒神精神”这个词），但也可以是失败者、欠缺者、落伍者的憎恨，这种人破坏着，也必须破坏，因为常住者乃至一切常住、一切存在激怒着他，刺激着他——要理解这种情绪，人们不妨就近观察一下我们的无政府主义者。求永久的意志同样应该有两种解释。一方面，它可以出于感谢和爱——这种渊源的艺术永远是神化的艺术，也许热情奔放如鲁本斯，快乐嘲讽如哈菲兹，明朗慈爱如歌德，使万物披上荷马式的光辉和荣耀。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是苦难深重者、挣扎者、受刑者的那种施虐意志，这种人想把他最个人、最特殊、最狭隘的东西，把他对于痛苦的实际上的过敏，变成一种有约束力的法则和强制，他把他的形象，他的受刑的形象，刻印、挤压、烙烫在万物上面，仿佛以此向万物报复。后者在其最充分的表现形式中便是浪漫悲观主义，不论它是叔本华的意志哲学，还是瓦格纳的音乐——浪漫悲观主义，这是我们文化命运中的最后的重大事件。（还可能有一种全然不同的悲观主义，一种古典悲观主义——我有这种预感和幻觉，简直摆脱不掉，好像成了我的所有物和专有物：不过“古典”这个词使我感到逆耳，它被用得太旧了，太圆滑了，变得面目全非了。我把那种未来的悲观主义——因为它正在到来！我看到它在到来！——命名为酒神悲观主义。）
（注：此文选自周国平翻译的《疯狂的意义》。）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作者：尼采
译者：文竹
出版：中国华侨出版社
收藏哲学十三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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