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科技强国是交通强国、航天强国等的基础和核心
《院刊》：党的十九大提出，我们要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等，可以说这些“强国”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您如何看待“科技强国”与其他几个“强国”的关系？或者科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作用？
钱七虎：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建设交通强国、航天强国等一系列“强国”，我认为，科技强国是这一系列“强国”的基础和核心，科技不强，这一系列领域只能说是“大国”而不是“强国”。为什么这么说，以交通领域为例，无论从公路里程、铁路里程、桥梁数量、隧道数量等方面来看，尤其是隧道我国一年有几千公里，这些方面早就是大国，但还算不上全面的强国。只有全世界认为我们做得好、向我们学习，不是跟在别人后边，而是领着别人走，这可能才真正算得上是一个强国。在这个过程中，关键核心技术和相关基础科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我比较熟悉的隧道工程为例，原来我们长隧道、深隧道是建不了的，差距就差在装备方面、理论方面，包括一些规范、试验方法、标准都是人家的。近年来，随着盾构机等高端装备的国产化，我国在高端装备的市场占有率上来了，但其中一些核心部件、标准、试验方法很多还是国外的。科技短板对交通强国建设的制约不仅体现在上述这些“硬”的方面，在国际性学会、学术期刊等“软”的方面也是存在的。经过10年努力，我担任主编的英文学术期刊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岩石力学与岩土工程学报》英文版）今年被SCI收录，另外，国际岩石力学与岩石工程学会现在也由冯夏庭教授担任了主席。这些都是我们正逐渐“由大变强”的标志。
再以我国正在建设的川藏铁路为例，80%以上都是隧道，其中80%的隧道长度都超过了10公里，甚至有30公里以上的，而且大都为深埋隧道，平均埋深为1000米。这些都是以前我们从未遇到的。这种未知领域的探索就会产生新的问题（比如岩爆、大变形等），而新的问题需要科学技术进一步研究回答。因此，从哲学上看，科技是人类走向未知、走向“自由王国”的必由之路。同样，在由“大国”变成“强国”的过程中，科学技术承担着基础和核心的作用。
2 中国建设科技强国的独特优势
《院刊》：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有哪些独特的制度、历史和文化优势？
钱七虎：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东方文明国家，我想我们的优势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二是中国的传统和文化优势；三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的优势。
第一个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让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就就是这种制度优势的体现。再比如，我现在参加的“超重力离心机”的研发，国家投资22个亿，超重力离心机是研究岩土体和地球深部物质大时空演变、加速物质相分离的必不可少实验手段。能够做这种“国家重器”，也只有在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办到。建设科技强国，探索未知领域，这些大型和超大型的科研装备、设施和平台必不可少，看准方向、迅速决策、整合资源、集中攻关，是我们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第二个优势，就是我们的文化优势和传统优势。这个方面，我们现在还重视不够，还没有充分把这种优势作用发挥出来。中国科学家是有着无私奉献、科学报国的优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被称为“民族脊梁”，也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化传统。回想自己的科研生涯，为什么在很困难的时期我还是能坚持工作、不断出成果呢？我想跟我青少年时期读到和听到的老一辈革命家、老一代科学家、英雄人物的传记和事迹是分不开的，他们一直活在我的心中，他们的光辉思想和言行激励我前行，这些为我后来在特殊时期努力工作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支撑。2023年初，我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后将80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有人不理解，但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过去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不计个人得失，我们现在条件这么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果每个科研人员都能继承这些优良传统，努力工作，中国就必定能好起来、强起来，不再被人“甩脸子”“卡脖子”。
第三个优势，就是世界观的优势。我们党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认识论和方法论。从自己的体会看，我参加和主持了不少重大工程的科技会议，为什么我在谈一些问题时别人总觉得还是有些道理的，我想就是我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认识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但这种改造世界不是征服自然而是要尊重自然规律。比如“南水北调”工程，虽然也改造了世界，但它是在认识自然规律基础上进行的。掌握正确的认识论是做好科学研究、进而实施好工程任务的前提。因此，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是社会主义中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武器和强大优势。
3 科技人才要干大事，要有远大理想
《院刊》：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建设科技强国需要一代又一代优秀科技工作者前赴后继、持之以恒。您怎么看科技工作者献身科技强国的动力？
钱七虎：刚才讲了，我自己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个就是通过学党史，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让新中国站起来、富起来；第二个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要求，任何真理都是有边界的，时间、地点、条件等决定了其适用范围，即使像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伟大的科学家，都不能脱离其时代条件来看待其成就。同样，当前我们的科技工作者，要根据中国的特定历史环境和条件来进行科技创新，只有明确了时代特点和历史方位，才能更好地承担起历史责任，只有有了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才有用之不竭的源源动力。
人才用好是资源，不恰当的人才价值观和人才方法论都会导致资源变成“摆设”，造成资源浪费。当前，一些地方和单位急功近利，靠“帽子”和待遇来解决科技工作者奋斗的动力问题，可能效果并不好。只有识才、爱才、惜才、用才，单位不把人才当“装饰”，人才也不把单位当作利益交换的“跳板”，才能实现“双赢”，也才可能有所成就、有所贡献。
另外，很多科研工作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的持续努力，“急功近利”的人才争夺大战并没有从总量上增加我国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我们还是要立足于培养，让人才源源不断地冒出来。这种人才冒出来的动力是什么？有一条，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伟大的科学家，他们对远大理想的追求、探索科学边界的思想和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永远是鼓舞我们每个科技工作者前进的内在动力。
4 不断强化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体作用
《院刊》：当今世界科技竞争不是一时一域之竞争，已经表现为科技体系或者国家创新体系之间的竞争，党的十六大就提出我国要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让企业成为创新活动的主体，党的十八大以来又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并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首位。您如何看待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钱七虎：我认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让企业成为创新主体，政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路线是正确的。像“华为”“海尔”等一批企业，已经在创新体系中做出了一些成绩，但需要我们及时总结经验，比如怎么实现以企业为主体，怎么引导企业不断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当前企业之所以还没有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企业的科技投入太少。国外很多创新型企业不仅在新能源汽车、火箭发射甚至外太空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研发活动，甚至在国防军工领域都成为了引领创新的主体。
未来怎么办？我想还是要从2方面入手，一是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二是要继续推动企业成为创新活动的主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型举国体制”。我们要学会“两条腿走路”，既要做好国家创新体系的顶层设计，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又要不断总结企业和社会丰富的创新实践经验，将两者的创新活动有机结合、有效配合，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总体效能，这样才能行稳致远。
5 尊重科技和创新规律，兼顾兴趣导向与需求导向
《院刊》：科学技术和创新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也有不同的规律，但现在很多人把二者联用或者混用，造成了一些观念上、政策上的误区，您如何看待这二者的关系？
钱七虎：科学发现有什么规律呢？一般先是有理论上的预言，这个预言正不正确需要实验进行证明，证明就需要有科学装置进行实验验证，因此科学发现一般的规律就是：理论先导—实验验证—再丰富理论体系。这种理论先导是不可能规划出来的，靠“指南”这种顶层规划也是很难摸索出先导理论的。那么怎么实现理论的先导？我想还是坚持兴趣导向和需求导向相结合。需求导向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做什么，比如“大飞机”“超重力离心机”等；还有一种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去做什么，像科学发现型、预研型的研究需要坚持兴趣导向，必须要有奇思妙想，但这种奇思妙想绝不是空想，一定是建立在科学根基比较强的基础上。
目前看，我国科技发展中兴趣导向型的研究还不够，科学发现型、预研型的成就还比较少，很多的科学研究还是追着国外期刊或所谓国际前沿在走。如何平衡兴趣导向和需求导向，需要国家做好顶层设计，把创新体系各单元进行合理分工，也要做好主攻；各类科技计划也要定位明确，尤其是一些人才计划需要树立一些标杆，加强导向，让兴趣驱动的科学研究人员也能成长成才。
另外，现在科学发现特别需要学科的交叉和会聚。以土木工程学科为例，未来土木工程学科的发展一定会走交叉融合的道路。如智慧建造，就是传统土木工程学科和信息技术的融合；再如建设隧道要求安全高效，历史证明只靠土木学科很难完全做到安全高效的要求。隧道建设中突涌水、塌方等是造成事故的重要原因，我们只能通过信息技术、监测传感器的应用，才能知道围岩里有没有水、哪里有水，哪里有塌方的先兆，从而使很多“险情”得以提前排除。因此，我们高等教育要培养交叉型的人才以适应这种科学研究的最新规律和趋势。
6 世界科技强国的标志
《院刊》：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是我们的既定目标，那么您认为哪些因素或指标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强的表现？
钱七虎：科技强国是一个很难量化的概念，尽管有类似《全球创新指数》的排名，但一些关键性的标志可能可以更好地科学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一个科技强国。
第一个标志就是国际科技话语权。科技话语权是对一个国家在某个科技领域的共同认可，一个具体体现就是这个国家有没有国际性的学会、学报。给学会、学报服务是公益性的事业，跟每个科研人员的科研成绩不能直接挂钩，但却对一个国家争取国际科技话语权至关重要。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科研人员需要一点奉献精神才能为未来争取国际科技话语权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我们也需要一些机制，包括科学共同体对科研人员服务学会、学报的认可，也包括国家层面统筹支持我国学会和期刊的相关政策。
第二个标志就是设备和装备水平。在交通工程、隧道领域，高端的设备和装备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交通强国的重要标志。一方面是设备和装备的使用水平、生产能力，另外一方面除装备的硬件外，软件、标准、规范、实验方法等都是科技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一些国家重大科技设施，能不能造、造了之后能不能用、能不能依托这些重大设施做出世界级的科学发现，都属于衡量设备装备水平的标志。
第三个标志就是人才。上面的两个标志或者其他标志最后都归结于人才，有没有在国际上公认的权威科学家，是衡量国家某个领域在国际上强不强的重要标志。
当然，衡量科技强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从历史的纵向维度和国际的横向维度等方面进行多维考察。同时，科技强国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苟日新，日日新”，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止境，科技强国的目标也应该是不断前进的。
钱七虎 防护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陆军工程大学教授，国际岩石力学学会原副主席，2023年1月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长期从事防护工程及地下工程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是我国现代防护工程理论的奠基人，我国防护工程学科的建立者，我国防护工程科技创新的引领者，为我国防护工程多个时期的建设发展、防护工程科技水平跃居世界前列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