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 | 上一页 | 下一页
第七章 理论与实践毛泽东写过两本系统地论述哲学的小书：《实践论》与《矛盾论》。前者写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后者完成于同年八月。据两书的编者所作题解，其目的均在于“为了克服存在于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换句更明白的话说，即毛氏写作这两篇论文的主要用意，在于从根本理论上给予王明派以打击。看过我们前面的文字，读者们想必记得一九三七年前后正是毛泽东补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时期。读者们想必也还记得，在抗日战争初期，那个在遵义会议上被撤职的王明及其一派并未完全失势，他们所能予毛泽东一系的威胁还是相当“严重”的。毛泽东为要确保并巩固其业已取得的胜利，必须继续斗争，而且要全面地斗争。那意思是说，毛泽东不仅要在军事和政治的领导上（这方面他当时业已获得重大胜利），而且要在理论思想的领导上，打击并克服王明系统的“教条主义”。在理论斗争中，最基本的一个战场自然是哲学阵地。毛泽东于是开辟了这个阵地。此外，我们知道，毛泽东很久以来被王明们称为“经验主义者”。为要摘去这顶不很光明的帽子，毛泽东也必须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问钻研一番，以便一方面提高自己，另方面予攻击者以反击――将另一顶帽子回敬论敌。
这样一种写作情况，决定了这两本小书的性质。首先，它们与其说是毛泽东阐明或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著，毋宁说是毛氏自修这种学问时的笔记而加以系统化的叙述。其次，它是政治性超出于学术性的。我们说二书实际上是读书笔记，绝无想贬低其价值的意思。任何一种著作的价值，都不是决定于它的体裁的。列宁的《哲学笔记》，价值绝不低于他的哲学专著《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十一条纲要，当然与恩格斯的正式著作《费尔巴哈论》具有同样的价值。所以问题不在于形式上的体裁，而在于实质上的思想内容。同样是笔记，可以是平庸的抄录，简单作备忘之用；亦可以是高明的提炼，其中迸发出智慧接触时的火花，它们可以是低能的误解，将原作的精华变成糟粕；同时相反，亦可以是天才的领悟，或化原作的腐臭为神奇，变谬误为真理（例如马列诸人之于黑格尔），或将原有的宝藏发掘光大，将普遍的真理具体应用（例如列宁在许多问题上对马、恩的关系）。列宁的许多名作其实都可算作笔记，特别是《国家与革命》，其中一大部分是摘录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学说的文字，它只加了“许多注释和附论”（见列宁致加米涅夫的信）。可是这种体例却毫不影响读者“感觉到思想和意志的强烈的冲动”，毫不损害这本名著非常巨大的价值。因此，如果有谁看见我们将毛氏的两篇哲学论文算作他自修哲学时的笔记感想而生气，那只由于他要神化毛泽东的可怜企图罢了。
至于说那两篇文章中，政治性远超于学术性，其本身亦非绝对的毛病。列宁说得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哲学上的超然态度原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欺人之谈。哲学总是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为某一阶级利益与某一政治思想服务的。所以问题不在于谈哲学时是否牵涉到政治，却在于它谈得对不对，牵涉得好不好。
毛泽东的“哲学笔记”够得上我们上举的哪一种标准呢？它们对马、恩、列诸人的原著说来，是平庸的抄录，是低能的误解，是高明的提炼，还是天才的领悟呢？依今天中共的宣传家们的说法，毛氏的哲学著作也是对于马列主义的“天才的、创造的发挥”。这当然是胡说八道。不过我们也愿意承认，毛泽东这方面的成就，比之于他所崇拜的斯大林，却确是高出一筹的。斯大林为要表明他在哲学上也是“伟大天才”起见，我们知道，他曾经给旧本《联共党史》写了第四章中的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他是这样写法的，首先，他宣布：“辩证法是与形而上学根本相反的。”接着，他便一二三四地列举了二者相反的四点，亦即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上：抄录了辩证法的四个基本特征，然后他就跟着做了七个“由此可见”，有如：“由此可见，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便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由此可见，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便要做革命家，而不要做改良主义者”，“由此可见，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便要执行不调和的无产阶级政策，而不要执行调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政策……”最后，他便做结论道：“以上便是应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去观察社会生活，去观察社会历史的情形。”斯大林这个样子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挥”，给人的印象是与哲学顶顶没有关系的。它令人想起法院里判案的主文，也叫人想起基督教会里的教义问答与十诫。实际上，这些根本不能叫做哲学讨论，而只是共产党官僚在“哲学”方面所发的绝对命令罢了。普列汉诺夫在恩格斯《费尔巴哈论》俄译本第二版所作序文中方写过这样有意思的话：
“斯宾诺莎谈到培根时说：培根没有证明自己的意见，而只是叙述了自己的意见。如果颁布命令这个词还不能更好地说明别尔嘉耶夫先生叙述自己思想的方法，那末用斯宾诺莎论培根的话来论别尔嘉耶夫也可以。不过当培根这样的思想家叙述或是像颁布命令似的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在他的命令和描述里可以看到许多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在别尔嘉耶夫先生那样糊涂的头脑所颁布的命令中，根本没有一点教益的东西。”
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移赠给斯大林，只要将“别尔嘉耶夫的糊涂头脑”，改成为“斯大林的官僚头脑”就够了。
斯大林这种官僚的哲学抄录，不但没有教益，而且还极其错误，因而是非常有害的。稍稍学过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都明白，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全部学说，并非从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上“由此可见”出来。杜林先生当年就曾如此诬蔑过马克思，恩格斯为此回答道：“马克思只是在提出自己的历史经验的证明之后”，才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以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那种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第一个否定，而将来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则是否定的否定。恩格斯接着又说：
“所以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想也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的历史必然性。相反地，在他以历史观点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已经真正实现，部分往后还一定要实现以后，他才指明，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是按一定的辩证法的规律发生的。全都就是如此。”（《反杜林论》译本第一三八页）
可是斯大林的“哲学”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因为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否定的否定，“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否定了自己劳动的个人所有制，而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一定又要否定资本主义的所有制。这样一来，马克思的客观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给变成了比黑格尔更不如的（因为黑格尔绝不会如此浅薄的）主观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马克思叫黑格尔的辩证法顶天立地站起来，斯大林却将马克思的辩证法又来一个倒栽葱着了地。
毛泽东研究辩证法的态度虽然也一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