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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内涵与时代价值<意识形态定义内涵和意义内容>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内涵与时代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基本国情,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新型民族关系进行深邃思考,创造性地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深刻揭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新时代民族团结与进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内涵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不仅追溯了中华民族历史形成过程中在疆域、历史、文化、精神方面的“四个共同”,还包含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四个与共”(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以及推动各民族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五个高度认同”等重要内容。

具体到民族工作的实际部署,不仅必须处理好共同性和差异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物质和精神这“四个关系”,还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在学理建构意义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不同于过去“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研究成果。“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建构核心,显然不局限于“民族”的狭隘范畴,而是转向了更具有未来发展指向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并在对“共同体”的体认中,进一步理解、完善具有中国历史特色的“中华民族”之内涵与认同。作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不仅是对党百年来民族工作发展历程,特别是新时代民族工作历史性成就和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而且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上党的民族工作,履行新使命、完成新任务的思想武器,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而关于民族团结层面的“共同体”思考,早在习近平同志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时便已开始。1989年,在《巩固民族大团结的基础——关于促进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富裕问题的思考》一文中,习近平同志就鲜明地指出,“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人类共同体”。通过多年的深邃思考与工作实践,以及全面解读历史中国与民族发展现实,着眼于实现各民族协同发展,共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定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是在顺应文明互鉴、包容共存的世界潮流与“人类命运与共”的全球治理路径基础上,以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眼光,为新时代开展中国式现代化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展现新时代重大思想创新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对中国古代“大一统”“天下大同”等观念的批判性继承,发展出的具有中国话语特色的重大理论创新,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作出巨大贡献。

将“共同体”思想引入民族工作领域,从理论层面来看,是在深厚的历史逻辑基础上,创新民族领域话语体系的重要成果,更是新时代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智慧结晶。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与西方社会一般性的“共同体”理论不同,是植根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生发出符合中国历史与现实国情的“真正的共同体”。它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各民族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落实到具体民族工作中,就是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层面的有机联系,深刻展现、塑造中华各民族命运相融、利益相连、守望相助的“命运共同体”之历史内涵与未来景象。

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展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核心精髓所在。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形成了“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思想传统。这也使中华文明在各族人民互动交融的长期发展演变中,日渐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统一性”特征,并奠定了“民族团结”的基本精神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与西方社会侧重以种族区分的民族观念不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更强调“共有精神家园”的形成与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事实上,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勤劳质朴、崇礼亲仁的农耕文明,热烈奔放、勇猛刚健的草原文明,海纳百川、敢拼会赢的海洋文明,在中华文明几千年融合发展进程中,在华夏各民族相互尊重、相互欣赏与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交流互动中,已然共同熔铸、形成了以中华文化认同为基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具有中华民族特质和禀赋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各族人民血脉相连、情感交融的沃土,既体现了各民族的文化特征和精神风貌,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源源不断的生命滋养。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共通的文化,促使各族人民互嵌共生、团结一心,共同追求美好生活。

正是在历史与现实的接续互动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与继承,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为核心、以“民族团结”为纽带、以“文化认同”为根脉,立足中国自身历史发展实际,突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征,发扬中华民族本身的内聚特质,倡导共建更具向心力与凝聚力的民族关系。这一理念不仅使各民族得以进一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而且顺应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需要,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而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了思想与实践的基石。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具有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新时代以来党领导民族工作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过程中形成的战略性阐述。在消除西方“民族”观念对形塑“中华民族”的消极影响、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层面的“众志成城”、助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首先,“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突破了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以西方历史经验为标准的所谓“现代化”思维框架,主张从中国自身历史实际中找寻、深化“中华民族”理论建构的新路径。不仅有效揭示了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大地上各民族你来我往、“共同经历忧患与光荣耻辱”的有机联系,展示了中华民族突出的包容性、统一性特征,还有利于从“文化认同”层面,进一步消解西方民族观念的狭隘性,及其对形塑“中华民族”的消极影响与纠缠。就“中华民族”的理论建构而言,进一步明晰了西方的“民族”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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