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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追星的本质其实是宗教。
千百年前，人们把自己的美好生活寄托在上帝身上。而在今天，追星是一种审美追求，是一个人内心完美形象的现实化体现。
不管是宗教还是追星，其实都是把内心需求投射到外物之上。投射到外物上并没有什么错误。投射外物之后会有两种状态，一种是自我矮化，另一种是独立平等，两者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
“宗教改革”把独立、自由、平等这些概念引入崇拜上帝这个活动，从而带来了人的解放和社会发展。
今天的追星事业同样在“宗教改革”，并在商业、社会层面实现完全不同于20年前的化学反应。
一1517年10月31号，马丁·路德将《95条论纲》贴在德国维滕堡城堡教堂大门上。
他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和上帝直接对话的权利。每个基督教徒都有权阅读和理解《圣经》。面对上帝时同样需要自由、平等。
在此前，罗马天主教会让人们认为，人们必须通过教会缴纳“赎罪券”才能和上帝对话，在上帝面前，人们永远是有罪的，永远是抬不起头的。“赎罪券”成了罗马天主教会腐败、敛财的工具，而马丁·路德用《95条论纲》掀起了“宗教改革”的序幕。
如果你去深究“宗教改革”的成因会发现，其实这是媒介变革带来的结果。
马丁·路德此前100年已经有很多人想尝试着做和他一样的事情，可无一例外都失败了。
时势造英雄，当时媒介方式的改变使马丁·路德做到了——古腾堡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使得文字书籍得以大量复制，知识讯息可以得到广泛而迅速的散布。人类因此首次可独自阅读与思考，个人主义及个人意志因之产生。
过去人们不得不通过聚集在教会，听神职人员对圣经进行解读。但在马丁·路德的年代，《95条论纲》以及圣经随着活字印刷术被迅速传开，更世俗、更平等，更强调个人意志的新教随着这场因印刷术引发的“媒介变革”迅速占领了欧洲的半壁江山。
人们不再是盲目听从罗马天主教会对教义的解释，而是有了自己的理性思考，并且反过来不断改造陈旧的宗教仪式——让它变得更世俗、更亲民、更普世。
二“追星”作为另一种宗教，它也有着自己的意识形态、演变方向。
90年代、2000年初，我们常能在教科书、新闻上看到各种因追星产生的疯狂举动。追星被视为是种偏负面的行为，“理性追星”在当时还是公共舆论空间反复讨论的话题。
女粉丝杨丽娟自1994年开始迷恋刘德华后苦追偶像13年，杨父对女儿溺爱到毫无边界。由于刘德华没满足其父亲要求的私下见面合影的要求，最后酿就《女粉丝终见刘德华，老父不满只合影跳海自杀》的惨剧。
刘德华得知此女疯狂行经后，通过经纪人批评其“不正确、不正常、不健康、不孝”，表示绝不会理会她的要求。最后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社区》还讨论了这个话题。
坦率说，杨丽娟此举纯属“巨婴式”的追星，面对偶像只有一厢情愿的索取。索取失败后又是“撒泼打滚式”地绑架。看起来就像是幼儿园门口哭闹的孩童，为了逼迫家长买零食、玩具，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不能说刘德华这种处理方式此举不对，但是这也折射出了那个时代偶像在粉丝面前的地位。
过去的追星是“我唱你听”、“我说你听”，偶像往往高高在上，如神一般不可侵犯。
三但是今天，我们似乎很少再会听到公共舆论空间讨论“理性追星”这个话题。
年轻人的独立意志愈加强烈。粉丝可以随时追随一个偶像，也可以瞬间离开一个偶像。“脱粉”这件事变得轻轻松松。
这次微博粉丝嘉年华上，陈立农粉丝团团长就多次强调两个词：平等、尊重。
陈立农需要他们来带动热度，而他们通过追星获得某种心理满足——可能是看着陈立农的名气越来越大，也可能是用一个欣赏的人填补生活闲暇。
追星这件事情，经过十多年来的发展正在变得愈加理智。我们不敢说所有粉丝都是理智的、健康的，但是一场追星的“宗教改革”在今天正在悄然展开。
推动这场“宗教改革”的新媒介，不再是印刷术，而是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
和20年前不同，个人意志和个体自觉的正在随着社交媒体崛起。偶像不再充满光环。信息时代的“权力分散”正在带来偶像和粉丝之间的“新权力结构”。
偶像的成功有赖于粉丝支持，一个明星微博ID的背后，其所蕴含的意义已经包括了明星自身品牌及其粉丝力量的总和。
社交媒体对偶像进行了全方位的曝光，偶像某种意义上随时处在公众目光监督之下。粉丝会因为偶像的正确做法表示肯定，在偶像做出不当行为时则会表达克制主动认错。
粉丝与明星共同组成了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化族群。粉丝的各种活动不再是以偶像为中心，而是基于自身的喜好进行自由联合与协作，将社会化网络，尤其是微博的赋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权益。
粉丝甚至正在成为真正的“造星者”。微博粉丝嘉年华上，粉丝为偶像颁出网络投票评选的奖项。从线上到线下，明星宣传自己，粉丝追星应援，微博成了艺人从发掘到成长、爆红的孵化器。
粉丝和偶像之间，正在形成更为健康的制衡关系。粉丝经济模式也从原始的粉丝仰望偶像逐步演变为粉推经济。这和“宗教改革”历史中，普通信徒因印刷术自我觉醒几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四微博为代表的媒介变革让粉丝们不断掌握话语权，他们在公共舆论空间的分量越来越重。在微博这样的舆论场上，他们理论上和偶像一样都占据了一个ID，他们可以让偶像听到自己的声音。
粉丝活动不再一切都唯偶像是从，而是基于自身的喜好进行自由联合与协作，展开实实在在的行动。他们通过微博这些社交媒体结实，并且迅速组建起社群，“用爱发电”指挥策划一场场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摩登中产”在《我们的帝国》里面描述了TFboys的粉丝时如何追星的：
25岁以上的粉丝，正成为粉丝团队的主导者。粉丝团队多设有策划、财务、后勤、美工、数据等小组，招聘时优先招募有专业背景的粉丝。他们精准计算每次宣传活动，覆盖人流和覆盖面积，推算实际宣发效果，并做大数据报告。其专业程度不亚于商业标书。
粉丝团体不断和商业企业合作，推动偶像在公共空间的曝光。他们还和微博这样的平台企业合作，推动社会公益——“熊猫守护者”这个微博与中国绿色基金会共同发的大熊猫栖息地生态保护公益活动，同样在得到偶像和粉丝的支持。
事实上，这不仅仅是TFboy粉丝团的常态，也是几乎所有粉丝团体的常态——你甚至可以把这看成是某种新型的“公共参与”。
更有意思的是，一个名为TF日报的组织，作为一个主阵地在微博的粉丝团，他们居然通过微博+QQ这种线上运营的模式，已经正常运转5年。粉丝团团长甚至也完成了多次平稳交接。
你很难相信，一个100多人的粉丝团体能够依靠着“偶像”这一个看似虚无缥缈的信仰，在自我治理层面上实现如此大的成绩。
五界面文化在“火箭少女”出道时曾经刊出过这样一篇文章《反抗、解读与想象：女团选秀节目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曾让人深以为然：
我们的公共生活给年轻人提供的空间非常小，除了追星还能干吗？
接下来我要打的比方可能不是很恰当，但就像那个笑话说的一样，如果你说一个大学生晚上去做小姐，听起来感觉不太好，可如果你说一个小姐白天去大学听课，就满满的正能量了。
就类似如果你换个思路，看到越来越多的粉丝团体其实已经在与商业企业、社交媒体共同塑造公共生活。你面对他们的眼神可能就会柔软宽容很多。
以95后为代表的年轻群体已经成为娱乐领域消费的中坚力量， 这一部分人群与微博日趋年轻化的主要用户构成高度吻合。微博的粉丝嘉年华正是为连接平台娱乐资源与年轻粉丝用户特别打造的专属追星场景。
在这里明星、商业企业、粉丝聚合在一起，他们让追星这件事渗透进更广阔的社会空间，追星不再是个人小打小闹的行为，而是组织化、商业化、社会化的运动。
这种“公共参与”往往和商业、和社会联系在一起，不断激发化学反应。
我对追星无感，我也知道，我们没办法苛求太多，事实上也没办法想象一个规整、系统的公共参与体系。但是历史有时候是一杯鸡尾酒，很多时候就是这些粉丝团体，在侧面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开放和进步。
他们打着追星的旗号，却让人们看到了年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