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创新不仅是企业发展壮大、增强核心竞争力进而获得超额收益的重要战略手段（Porter，1992），更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助力（Solow，1957）。当前，在生产成本上升、出口增长乏力与贸易争端频发的背景下，创新直接关乎微观企业的长久发展与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
与资本投资不同，企业创新投入的周期较长、不确定性较高。研发投入强度与创新效率受到企业所拥有的要素资源与高管激励的双重影响。一方面，企业创新与经营风险（Caggese和Cuñat，2013）和融资约束（鞠晓生等，2013）相关。社会资本存量（Akcomak和Weel，2009）、银行竞争（Cornaggia等，2015）、金融发展（解维敏和方红星，2011）以及产业政策（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等都对企业创新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另一方面，信息不对称广泛存在，代理成本同样对公司研发影响深远。现有研究表明，市场势力（Blundell等，1999）、行业竞争（何玉润等，2015）、知识产权保护（吴超鹏和唐菂，2016）、薪酬差距（孔东民等，2017）、产权性质（孙晓华等，2017）以及晋升压力（王砾等，2018）等对创新起着重要作用。企业创新与其资源禀赋和代理成本密切相关，前者是支持创新的能力，后者是驱使创新的动力。
多元化所形成的内部资本市场及其衍生的代理冲突直接影响企业的融资约束与代理成本（Khanna和Palepu，1997；Arikan和Stulz，2016），进而对创新产生重要作用。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多元化经营对主业创新可能存在促进与挤出两种影响。一方面，企业创新活动普遍面临融资约束与经营风险，多元化经营可形成财务协同效应，分散经营风险或规避市场竞争，进而促进企业创新。此外，企业多元化经营还可实现资源在不同行业间的共享，降低单位成本，形成溢出效应（黄俊和陈信元，2011），进而增加主业与非主业研发投入。另一方面，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管理层有强烈的动机通过多元化经营来获取短期利润，而缩减甚至彻底停止创新投入（王红建等，2017）。此外，在多元化经营过程中，企业对非主业的“策略性”研发投入可能不利于主业创新（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
微观企业在资源禀赋与创新激励方面存在明显的所有制差异，使得多元化经营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创新有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国企受到较多的政府干预，且创新的收益权与控制权在高管任职期间可能相分离（吴延兵，2012）。因此，出于政治升迁等目的，国企高管更可能通过多元化经营来实现规模扩张或赚取短期收益，进而体现为多元化经营对主业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由于民企在资源要素方面受到所有制歧视，多元化经营可能为其研发提供资金支持，体现为创新“促进”效应，但也可能因涉入多个行业、分散创新资源而有损主业创新，体现为非主业对主业创新的“挤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