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发现这种说法在许多地方并不适用。如果一个工人从部门Y流向部门X，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化，而是因为他被命令这样做。那些反对经济计划工作的人的理由是，问题已被价格机制解决了。对于这种观点，应该指出，我们的经济体制中存在的计划完全不同于上面所提到的私人计划，而类似于通常所说的经济计划。上面这个例子在我们的现代经济体制中具有大范围的典型意义。
当然，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忽视这一事实。马歇尔把组织作为第四种生产要素引入经济学理论；J.B.克拉克赋予企业家以统筹职能；奈特教授强调了经理的协调作用。正如D.H.罗伯逊所指出的，我们发现了“在不自觉的统筹协调的大海中的自觉力量的小岛，它如同凝结在一桶黄油牛奶中的一块块黄油。”但既然人们通常认为统筹协调能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那么，为什么这样的组织是必需的呢？为什么会存在“自觉力量的小岛”呢？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交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显然，存在着协调生产的替代方法。然而，假如生产是由价格机制调节的，生产就能在根本不存在任何组织的情况下进行，面对这一事实，我们要问：组织为什么存在？
当然，价格机制能被替代的程度有很大差异。在一个百货商店中，各种柜台在大棱里的空间配置既可以由管理当局决定，也可以是为场地进行竞争性价格招标的结果。在棉纺织业中，一个纺织商能靠信用租到动力设备和店铺，获得织机和棉纱。然而，这一系列生产要素的组织协调通常是在没有价格机制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显然，作为替代价格机制的“纵向”一体化的程度在不同产业和不同企业间差别悬殊。
我认为，可以假定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当然，正如罗宾斯教授所指出的：“（企业）与外部的相对价格和相对成本的网络有关，”可重要的是发现这种关系的真正性质。莫里斯·多布先生生动地描述了资源配置在企业中和在经济体系中的区别。他在讨论亚当·斯密的资本家概念时写道：“人们开始看到存在着比承包商主持的每一个工厂或单位的内部关系更加重要的事情；承包商与在他的直接活动空间之外的经济世界存在着联系……承包商亲自忙于每一个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并且他自觉地进行着计划和组织，”但是“他是与更大规模的经济专业化相联系的，在那里他自己不过是一个专业化的单位。可见，他在一个大规模的有机体中发挥着他作为一个单个细胞的作用，他几乎是不自觉地担任着一个重要角色。
就事实而言，虽然经济学家们将价格机制作为一种协调工具，可他们也承认了“企业家”的协调功能，研究为什么协调在某一情况下是价格机制的工作，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又是企业家的工作是极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