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里根、小布什和奥巴马时期相比，特朗普减税的最大约束来自于过去30年减税政策已经被用过了好几遍，美国政府负债率已经创下历史新高，因而留给特朗普操作的空间其实已经不大了。15年两党决定将债务上限议题推迟至今年3月，当前美国公共债务已达到19.8万亿美元，所以债务上限是特朗普税改前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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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的交易主题都来自于利率上升的预期，而背后支持的是通胀预期的回升。去年6月，全球负利率国债大幅扩张至13万亿美元，可以算作是对宽松货币政策效用的最后一次试探。欧洲各国（除瑞士外）目前都已经走出负利率，标志着开始告别对货币政策的单独依赖，美国政府开始走财政刺激（减税+基建）的路线，而中国政府开始从稳增长转向防风险。
1.英国公投退欧后，再通胀预期已修复
在美国有一种可以对抗通胀的债券，叫通胀保值债券（TIPS）。97年美国财政部首次发行该债券。通胀保值债券跟传统国债的相同之处是：票息率固定，每半年付一次票息。两者的区别在于当通胀升高时，通胀保值债券的面额、票息会随之增加，保证其不受通胀风险的影响。
例如一个投资者寻求3.5%的实际收益，预期通胀率平均为2.0%，但该投资者要求0.5%的通胀风险溢价，该投资者会愿意购买收益率6%的传统国债。该投资者同样愿意买期限相同的有3.5%的票息收益率的TIPS，因为这会提供3.5%的实际回报率。
通胀保值债券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可以帮助人们分析市场对通胀的预期。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以下方程：国债收益率-同期限的TIPS收益率＝预期通货膨胀率+通胀风险溢价，方程左边的两个收益率的差，代表投资者对承担通胀风险需要的补偿。这个收益率差在市场里被称为“盈亏平衡通胀率(breakeveninflation rate)”，可以当做是市场对通胀的预期。
从走势我们可以看出，08-09年是市场史无前例的大通缩预期，而去年英国退欧是通缩预期的最后一次机会，之后开始进入这一轮再通胀的修复。10年期盈亏平衡通胀率从10年起至今的均值是2.03%，当前数值在2.02%。这可以证明此前市场对于再通胀的恐慌已反应充分。我们接下来需要研究，现实的情况到底会不会引发通胀持续。
2.美国居民收入增速决定通胀水平
从长期来看，引发美国核心通胀上升的因素还是居民收入的上涨。虽然美国历史上在70-80年代经历过接近10%的核心通胀上升，但是从2000年以来核心通胀就一直稳定在2%及以下。由于食品和能源价格波动过大，美联储更关注核心通胀的走势，由此判断物价是否出现全面上涨。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过去十年油价经历过几轮大涨大跌，但是无论油价是在十几美元还是在一百四十美元，核心物价水平受其冲击都非常有限。在2004-2008年的油价暴涨阶段，核心通胀仅仅略微高于2%的目标水平，2009-2012的油价成倍反弹都尚不足以推动核心通胀达到2%。现在油价刚刚从16年初的40多美元反弹了不到20美元就认为经济马上就要经历大通胀，强加息确实有点惊弓之鸟。即便油价真的能继续反弹到80美元每桶，美国核心通胀出现快速上涨超过2%的概率也是非常低的。
如果居民收入才是引发核心通胀上涨的驱动因素，我们就需要观察居民收入是否会出现快速上涨。而近期市场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来自于，上周二，特朗普透露将在未来两三周内公布税收方面的重大事宜，白宫发言人称这将是1986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税改政策。
3.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三轮减税浪潮
3.1里根政府的“供给性减税”
81年里根上台，当时的背景是美国受到滞胀困扰，同时也存在很多结构性问题。例如税负太高抑制了私人部门投资和生产的热情。于是他在执政期间实施了两项大规模的减税方案：一是《经济复兴法案》；二是通过《税制改革法案》。
1981年《经济复兴法案》主要包括以下四点内容：（1）大幅度削减个人和企业所得税，以鼓励储蓄与投资，比如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和最低税率由70%和14%分别降至50%和11%；（2）放松政府管制，减少政府的不必要干预；（3）支持稳妥可靠的货币政策，以降低通胀率；（4）增加国防开支，提高军事预算，用军事实力保障经济实力。这四个方面的核心是通过减税、减支来增加供给，调动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抑制通货膨胀，推动美国经济复苏。
里根政府的“供给性减税”扭转了20世纪70年代末高失业率、高通胀率并存的滞胀局面，带来了美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复苏。它对后来美国财政税收政策的实践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减税的影响是复杂的。它的负面作用，诸如带来了严重的联邦经济赤字，拉大了贫富差距和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公正等，给后来各届政府推行减税政策敲响了警钟。
3.2老布什和克林顿的“新平衡观下的减税”
1986—1990 年，美国的税收政策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而此时，受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间税收竞争的影响，再加上战争因素，美国财政导致了巨额的赤字，截止到1991 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已高达2687 亿美元。高赤字又导致了高负债、高利率等一系列严峻的问题。基于这种经济背景，使得老布什总统在位期间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供给性减税”的适用性及其弊端。迫于高赤字给国内税收带来的增收压力，美国议会通过了1991年增税法案。
1993 年克林顿上台后，为寻求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平衡，大力推行振兴美国经济的“综合经济发展计划”，彻底扭转了“里根经济学”片面强调供给的经济政策。以此为契机，联邦政府开始削减预算赤字，推行适度紧缩的财政政策。
克林顿的“综合经济发展计划”在财政税收方面的内容主要是：把财政赤字从1993 年的3000多亿美元减至1997年的1800多亿美元。办法是：5年内增税3200亿美元，把个人所得税率由31%提高到36%，最高达39%，公司所得税税率由34%提高到36%；削减预算支出5000 多亿美元，其中削减国防预算880 亿美元，削减医疗保健支出和裁减10万名政府机构人员的支出。
克林顿所采取的是一种增税与减支并重的国家干预型平衡预算政策。它创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