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霏分享自己的改学历经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17 年 3 月 14 日，她躺在泰国一间医院的手术台上，“再次睁开眼睛时，自己就是一个真正的女人了”，想到这忍不住地雀跃，为此她等了太久。目前在中国，跨性别者必须完成性别重置手术才能修改身份的性别信息，这也是她着急完成手术的原因之一。
手术后，她又做了一些其他符合心意的事，比如改一个女性化的名字，据说还是花了不少钱找人算的。她完全不对人说起以男性身份生活时的事，“我把那些记忆都抹掉了”。被问起如何形容拿到新证件的感觉时，她说：“重生。”
但是直到不久以前，这世上还有一个证件上留着她曾为 “男性” 的痕迹，这个痕迹对她的生活造成了超出普通人想象的阻碍。
小小霏在念大学的时候就知道，毕业证上的性别信息可能给她就业造成很大的麻烦 —— 她的性别认同是女性，当时已经开始使用激素了。她争取过在校期间就改，而修改的前提是事实有误，彼时小小霏并未进行性别重置手术，校方也没有此项修改的权力。离开教导处，她想到未来绝望地大哭，“以后我会是一个没有学历的人了。”
2017 年完成手术并得到新身份证之后，她开始申请学历学籍的性别栏修改。而所有经办此事的人，没能提供一项准确的说明，解释为什么只有学历证明改不了。小小霏向学校、教育部门提出修改请求后，被像皮球一样推来推去，最终收到同意修改的答复是在两年半后。这仍被小小霏视为 “幸运”。
北京同志中心的《2017 年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为《2017 年调查报告》）显示，12% 的跨性别受访者在申请文凭和教育证书中的名字和性别标记时被学校直接拒绝。
《高等学校学生学籍学历电子注册办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学历注册并提供网上查询后，学校不得变更证书内容及注册信息，不再受理学生信息变更事宜。注册信息确有错误的，须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确认后方可修改。” 律师于丽颖介绍，这则法条是学校和教育部门不受理修改性别申请的依据，但也留了一个小尾巴，“后半句没有拍死修改的可能。”
于丽颖曾帮助 21 名跨性别者修改学历，其中只有 4 人修改成功，小白是第一起。2018 年 4 月，于丽颖作为代理向省教育厅和毕业院校递交《修改学历证书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后的第三天，小白就收到了签署同意的学历证明书，性别栏上的 “男” 改为了 “女”。而在于丽颖介入之前，为了这个结果，她抗衡了 8 年。
拿着与自己性别身份不符的学历证书求职，意味着什么？小白双一流大学硕士的文凭在就业市场无效，她无法通过面试。放弃学历求职后，小白应征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到现场才知道，对方还要她在夜总会销售啤酒。
小白的经历被青年报刊登 ｜图片来源于丁香园
现实的可憎还在于其他路径的失效。“办个假证呢？反正学历是真的。” 我问。
于丽颖解释，求职中，隐瞒人证不符的事实涉及欺诈，更别说办假证，而这些法律后果都需要跨性别伙伴自己承担。
《2017 年调查报告》指出，跨性别群体税后年收入低于 5 万的占比为 57.60%。小小霏完成手术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一家电商仓库做图书分拣员，工资三四千。“也比在辽宁好，” 除了改学历受阻，故乡有太多让她难过的记忆。
北京十一月就开始冷了，西北风刮进没有暖气的仓库，那会她做完手术身体一直不好，“双 11” 的订单干不完，一天要忙 18 到 19 个小时。累到书也扔不动时，小小霏想到坐在室内打印订单的大专生，“自己明明是大学生却只能做这个”。而据小小霏的了解，其他跨性别伙伴有着更为窘迫的生存境遇。
2023 年 6 月，小小霏第二次递交《申请书》无果。这时候她已经通过北京同志中心的帮助，找到了于丽颖律师的代理。
于丽颖提议，通过向学校和省教育厅提出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行政手段强制对方回复。果然，小小霏在法定答复的临界期得到了省教育厅的回复，一通非正式的电话 —— 她跑了这么多次，这还是对方第一次对她的要求作出正面回应。不过答复是，这个他们已经在处理了，同时要求她撤掉信息公开申请。
于丽颖提醒她，撤销申请后，申请人若再次针对同一件事反复提请，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是可以拒绝的。在律师的建议下，小小霏没有撤销申请，并提起了行政复议。2023 年 12 月 16 日，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更新了小小霏学历信息及照片。
小小霏学历信息修改前，性别为 “男”
性别信息修改后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于丽颖接手的跨性别者修改学历委托中，如前文提到的小白一样通过《申请书》成功的是极少数，而这次，小小霏的案子又为跨性别伙伴打开了一条新的法律路径：通过 “信息公开申请” 修改学历。
“学校和教育厅在处理这类修改申请上有什么困难吗？” 我问。
“实际上，没有操作上的任何难度。” 于丽颖解释，因为法条没有明确的规定，使得教育部门和学校相互推诿。学历证明包含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这两份证书分别由不同组织管理，若两证信息不一致即构成学历违法，这是毕业院校和教育厅的顾虑。
修改完学历后，小白向于丽颖寄去一面锦旗，写着 “恩同再造”。这词过重了，于丽颖觉得，但学历性别信息的改变对跨性别者来说，真的有重获新生的意义。
在此基础上，于丽颖所在律所及广州跨性别机构形成了一份《跨性别校园环境及身份/学历证件变更状况调查报告》 。其中显示，69.53% 的跨性别者表示如果将来进行性别重置手术将担心身份和学历证件的修改问题。《2017 年调查报告》指出，中国目前至少有 130 万到 400 万跨性别人口，无法修改的学历信息让跨性别者们的文凭变成了一张废纸。许多在校跨性别者因此选择退学或辍学，而毕业的跨性别者们选择放弃现有学历，以新的身份重读学位。
我在去了解了性别重置手术之后，更觉得跨性别者的人生好像自动设置成了 HARD 模式 —— 手术过程看着又复杂又疼，但对一些跨性别者，不光为了修改性别信息，这个手术本身是自己身份认同的重要一环。小小霏就是这样，术后实在疼的时候她就吃冰棍止住痛感，但觉得一切都值得。
性别重置手术这么狠的事都做了，很多跨性别者或许真的比普通人承受力更强。但这件事我跟下来后意识到，真正让 TA 们生活 HARD 的其实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社会对 TA 们选择的偏见和误解。
学历问题直接指向就业。跨性别群体在面试过程中因为人证不符被直接刷掉是常事，就算是顺利工作了，性别表达仍会在工作环境成为一个 “问题”。
小马是 2023 年一起跨性别就业歧视案诉讼的当事人。她在 2018 年底完成了性别重置手术，回到之前的工作岗位后，人事经理以不知道安排小马做男生的岗位还是女生的岗位为由（同时对顺性别者却没有这个标准），劝其自觉提交辞职报告，并拒绝按劳动合同法进行赔偿。她于 2023 年 3 月 4 日向杭州高新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争议仲裁，6 月 19 日，仲裁庭前和解，小马获得了 2.5 个月工资作为赔偿。
这并不是跨性别者第一次借助法律保障平等就业权，2017 年，来自贵阳的 C 先生就曾对因性别表达而将其辞退的公司提起一般人格权侵权诉讼。这是国内首例跨性别就业歧视案，也是国内第一个胜诉的同志就业案。
该案中，“性别认同”、“性别表达” 等词条首次被写进了判决书 ｜图片来源于同语
诉诸于法律是有效的手段，可在解决跨性别群体普遍面临的歧视问题时，动辄几个月几年的诉讼期，和大把的钱，对很多跨儿们都是犹豫的原因。
2018 年，小小霏参加一场北京的面试 ，那是家体育用品公司，招聘平面设计。依照她所在的培训机构老师的说法，她的能力可以获得一份报酬七八千的工作。等待面试的过程中，她听到了门后的面试官对她的评价 “这个人这么妖，直接请走算了”。果然，她被简短地告知，回去等消息。虽然料到结果，她还是出门就委屈地哭了。
于丽颖指出，招工单位的行为涉及就业歧视，而要起诉仍是一场硬仗，彼时，一心想找到工作在北京生活下去的小小霏，根本没空去打官司。
成功更正学历上的性别信息以前，小小霏在上海一间公司谋得了设计的工作。北京，自家乡辽宁之后，也成为了她逃离之地。她仍喜欢这座城市的艺术氛围和跨性别社群伙伴 —— 这次改学历事件她愿意站出来面对媒体，也是希望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