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５年，在反抗杨荫瑜卑鄙治校的风潮起来不久，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先生３月间在北京逝世。正值人们痛悼之际，杨荫瑜竟然污蔑中山先生是“共产公妻”，不许学生去追悼，因而群情大愤。５月７日是日本军国主义强迫中国反动政府签定二十一条的一天，杨荫瑜利用人们必然踊跃参加国耻纪念大会的爱国热情，企图偷梁换柱，把国耻纪念大会，变为替她洗涤污垢的场所，从而达到回校办事的目的。同学们有所违抗，即加以捣乱国耻纪念会的罪名，于是着令其私党历史教员（亦在教育部供职），威胁刘和珍和我代表大家向杨认错，否则有几个人要被开除学籍。我们秉全体同学之命，且以手加颈表示：宁死不屈，决不认错。这个毒计未能使坚持正义的学生屈服，于是杨荫瑜躲在校外写出开除六个学生的布告，清晨挂在墙上。大众看见，知是预为布置的阴谋，更加愤不可遏。学生会决定不承认这个非法开除，就把这个布告牌取下来丢在教室讲台里的地板内。杨荫瑜四处搜索无着，不好再发布告，我们便照样上课。
上海五卅惨案事起，学生们纷纷声援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女学生们（我们）组织护士训练班，学习看护。杨荫榆诡计多端，为了破坏学生的这一革命运动，一面扬言学校暑假大修理，不准大家住校，一面向学生请来讲习护理知识的医生进言，劝阻其来校。这样，学生对她的阴谋诡计更加愤慨。离家万里，一时不易回去的各地学生，因见杨荫瑜欲借题发挥，想借口学校修理，而迫令被开除的和未开除的学生一同离开学校，于是气愤不过，就把真相揭露出来。杨荫瑜见恶毒的一计不成，又生二计，把学校电路截断，伙房关闭，大门并用铁链锁了起来，杜绝往来。学生们借烛光照明，饿着肚子与各界、亲人、慰问者隔着大门相对饮泣，而“正人君子”们却为杨荫瑜帮腔，说她的这惨无人道的卑鄙措施，是“以免男女学生混杂”。学生们于此更感到这批家伙卑劣阴险，于是由我执行学生会总干事的职责，在大门内宣言：象这样关闭电灯，迫令燃点蜡烛，并且封锁大门，杜绝出入，倘有失火，连逃命都有问题；为自卫计，大家毁锁开门！号令一声，众人奋起，不一时锁毁门开，亲友执手互庆得以直面相见。为避免奸人造谣，堵塞“正人君子”的流言，学生们在这最紧张的一夜，请了几位师长住在教务处，并请有声望的妇女来当临时舍监。鲁迅就是被请来校执行任务之一人，就这样，我们把杨荫瑜的诡计，一件件地揭破了。
杨荫瑜是失败了。然而她的“上司”、她的后台老板章士钊等辈并不就此甘心。因此，就发生了堂堂教育总长下令其司长刘百昭，公然引领警察及打手，雇用流氓和三河老妈子（身体特别高大）殴打学生，并驱逐出校，禁闭在女师大附设的补习学校空屋内的事件。记得那时，我眼看着同学们象货物一样被拖走，象罪犯一样被毒打，痛哭失声，惨无人道的这一幕活剧之后，即离开女师大，跑到学生联合会告急。连夜开紧急会议，向各界呼吁。当时，章（士钊）杨（荫榆）不顾青年学生离乡来京远道求学的渴望，惟恐拔不掉这几根眼中钉，惟恐学生“啸聚学校”（他们的话），不易达到解散学校的目的，于是又设法叫两个警察押一个。押解被开除的六个学生回籍的计划传出。试想：这六个学生，为了学校之事，却要活演“林冲押配沧州”的一幕！如果真个实现出来，乡亲和家长们，还以为她们想是犯了什么滔天罪行呢！在旧社会内，遭到这种不平的待遇，能设想它的后果吗？这种倒行逆施，能不叫稍有正义感的人气愤？！
鲁迅在学生中威望很高，其原因是和群众站在一起。当学校风潮起来时，他作为一个讲师，没有很多时间在校，开始采取慎重态度。后来学生被开除了，“正人君子”们又大放流言，把女学生糟蹋得不成样子，章士钊又据流言写成文章刊出，杨荫榆又据之以发“感言”。一群牛鬼蛇神围攻着青年学生，这就更加引起鲁迅的注意，应学生请求，代拟了两个呈文到教育部，催促赶快另换校长；又感到“正人君子”们污蔑女学生太甚，于是亲自拟好《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邀请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等人和他共同联名发表，证明学生被无辜开除，而她们品学兼优，“平素尤绝无惩戒记过之迹”。
章士钊对女师大风潮迟迟不予处理，不予解决校长问题。他利用杨荫榆恋栈之心，死硬到底。一面支持她压迫学生，一面暗中布置，要他夫人吴弱男来做校长，所以解散女师大如此积极，实想打扫好“臭毛厕”为夫人登坑也。但他倒先行试探，派人向鲁迅说：“你不要闹（因为鲁迅站在青年一边作者），将来给你做校长。”鲁迅何等样人，岂为图做校长而参加斗争？所以不予理会，于是章士钊就越权（旧制度佥事职务是总统任命，总长无权撤换）撤鲁迅教育部佥事的职以泄愤。
本来，女师大风潮不是单纯的一个学校的事情。因为女师大的国文系，也就是我选课的一系，六位教员都是在北大国文系任教的，且又多是反对胡适的，所以斗争又牵涉到北京大学内部。这个斗争，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之后，走向分化的具体反映。
鲁迅当时反对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评论派，有些问题常常隐蔽在个别的、甚至私人的问题之下，然而这种斗争，在原则上的意义，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却越来越明显了。
当时的斗争，是相当尖锐的。敌人大权在握，就不惜使用武力制造流血事件以泄愤恨。所以“三一八”惨案又继之起来了。可以说：女师大事件是“三一八”运动的一个序幕。
在“三一八”前后，我们看到鲁迅怎样以大无畏的精神，投身于这个反帝、反封建的伟大行列里，鼓舞着大众，使每个真的勇士，更加勇猛直前。
鲁迅最富有革命文学者的热情。鲁迅虽然比较能克制些，但他的悲愤却埋得更加深沉。常常因为得不到进步青年们的消息而使得他烦恼的情形，使我每每为之不安。尤其读到他的《记念刘和珍君》的哀掉文字，真是一字一泪，是用血泪写出了心坎里的哀痛，表达了革命者至情的文字。这流露于作者和读者的同声一哭，正是不甘屈服起而抗争的呼声，是唤起“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知道死尸的沉重”急起奋斗的宣言！
最早发表《记念刘和珍君》的《语丝》
为了聚积革命力量，以有限的代价换取更大的胜利，鲁迅有时是不主张请愿的。他曾经说过：“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因为“知道他们（指反动派作者）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这些话是鲁迅在“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以压抑不住的悲愤写出了他对革命青年的热爱，对反动派的无比憎恨。我还记得“三一八”那天清早，我把手头抄完的《小说旧闻钞》送到鲁迅先生寓处去。我知道鲁迅的脾气，是要用最短的时间做好预定的工作的。在大队集合前还有些许时间，所以就赶着给他送去。放下了抄稿，连忙转身要走。鲁迅问我：“为什么这样匆促？”我说：“要去请愿！”鲁迅听了以后就说：“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那明明是先生挽留的话，学生不好执拗，于是我只得在故居的南屋里抄起来。写着写着，到十点多钟的时候，就有人来报讯，说铁狮子胡同段执政命令军警关起两扇铁门拿机关枪向群众反射，死伤多少还不知道。我立刻放下笔，跑回学校。第二天，我们同甘苦、共患难的斗士刘和珍和杨德群活生生地被打成僵死的尸体，鲜血淋漓地被抬了回来。请愿群众的愤激情绪，达于极点。鲁迅在这个“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里，写下了如下不寻常的语句：“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正如鲁迅所说：
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
──摘自《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
当然，鲁迅不主张请愿，是为了避免手无寸铁的群众和敌人正面冲突，但是既然已经和敌人接触了，那就是正如他所说的“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了。所以“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他公开站在群众一边，向敌人进行猛烈的攻击，《华盖集》里的文章，不是简单写在纸上的文字，那是和敌人进行白刃战中使用过的真刀真枪，即使今天读起来，仍使人感到寒光凛冽，锋利无比，真正当得起帮助人民杀出了一条血路的匕首和投枪。但是，当时有一批“正人君子”者流，为了反对群众的爱国运动，却也打出了“爱护青年”的幌子，比如他们说“三一八”爱国运动，是学生受了某些人的“煽动”，说“学生本不应当自蹈死地”等等。这是他们明目张胆地为反动派帮腔，是企图用革命青年的鲜血来洗涤刽子手们的污手。鲁迅对这种反动论调，给了直截了当的还击：“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坏事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有可能变成好事，鲁迅当时曾经这样说过：
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摘自《华盖集续编·空谈》
这种方法，不是别的，就是他所说的“火与剑”的方法，也就是党领导我们使革命能够迅速取得胜利的武装斗争的方法。几十年来，由于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国人民的艰苦斗争，特别是人民军队的坚强斗争，才使祖国获得了解放，人民获得了胜利，革命前驱者们的愿望也终于得到了实现。
选自《鲁迅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