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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三一八惨案经过>

许广平: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

1925年,在反抗杨荫瑜卑鄙治校的风潮起来不久,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先生3月间在北京逝世。正值人们痛悼之际,杨荫瑜竟然污蔑中山先生是“共产公妻”,不许学生去追悼,因而群情大愤。5月7日是日本军国主义强迫中国反动政府签定二十一条的一天,杨荫瑜利用人们必然踊跃参加国耻纪念大会的爱国热情,企图偷梁换柱,把国耻纪念大会,变为替她洗涤污垢的场所,从而达到回校办事的目的。同学们有所违抗,即加以捣乱国耻纪念会的罪名,于是着令其私党历史教员(亦在教育部供职),威胁刘和珍和我代表大家向杨认错,否则有几个人要被开除学籍。我们秉全体同学之命,且以手加颈表示:宁死不屈,决不认错。这个毒计未能使坚持正义的学生屈服,于是杨荫瑜躲在校外写出开除六个学生的布告,清晨挂在墙上。大众看见,知是预为布置的阴谋,更加愤不可遏。学生会决定不承认这个非法开除,就把这个布告牌取下来丢在教室讲台里的地板内。杨荫瑜四处搜索无着,不好再发布告,我们便照样上课。

上海五卅惨案事起,学生们纷纷声援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女学生们(我们)组织护士训练班,学习看护。杨荫榆诡计多端,为了破坏学生的这一革命运动,一面扬言学校暑假大修理,不准大家住校,一面向学生请来讲习护理知识的医生进言,劝阻其来校。这样,学生对她的阴谋诡计更加愤慨。离家万里,一时不易回去的各地学生,因见杨荫瑜欲借题发挥,想借口学校修理,而迫令被开除的和未开除的学生一同离开学校,于是气愤不过,就把真相揭露出来。杨荫瑜见恶毒的一计不成,又生二计,把学校电路截断,伙房关闭,大门并用铁链锁了起来,杜绝往来。学生们借烛光照明,饿着肚子与各界、亲人、慰问者隔着大门相对饮泣,而“正人君子”们却为杨荫瑜帮腔,说她的这惨无人道的卑鄙措施,是“以免男女学生混杂”。学生们于此更感到这批家伙卑劣阴险,于是由我执行学生会总干事的职责,在大门内宣言:象这样关闭电灯,迫令燃点蜡烛,并且封锁大门,杜绝出入,倘有失火,连逃命都有问题;为自卫计,大家毁锁开门!号令一声,众人奋起,不一时锁毁门开,亲友执手互庆得以直面相见。为避免奸人造谣,堵塞“正人君子”的流言,学生们在这最紧张的一夜,请了几位师长住在教务处,并请有声望的妇女来当临时舍监。鲁迅就是被请来校执行任务之一人,就这样,我们把杨荫瑜的诡计,一件件地揭破了。

杨荫瑜是失败了。然而她的“上司”、她的后台老板章士钊等辈并不就此甘心。因此,就发生了堂堂教育总长下令其司长刘百昭,公然引领警察及打手,雇用流氓和三河老妈子(身体特别高大)殴打学生,并驱逐出校,禁闭在女师大附设的补习学校空屋内的事件。记得那时,我眼看着同学们象货物一样被拖走,象罪犯一样被毒打,痛哭失声,惨无人道的这一幕活剧之后,即离开女师大,跑到学生联合会告急。连夜开紧急会议,向各界呼吁。当时,章(士钊)杨(荫榆)不顾青年学生离乡来京远道求学的渴望,惟恐拔不掉这几根眼中钉,惟恐学生“啸聚学校”(他们的话),不易达到解散学校的目的,于是又设法叫两个警察押一个。押解被开除的六个学生回籍的计划传出。试想:这六个学生,为了学校之事,却要活演“林冲押配沧州”的一幕!如果真个实现出来,乡亲和家长们,还以为她们想是犯了什么滔天罪行呢!在旧社会内,遭到这种不平的待遇,能设想它的后果吗?这种倒行逆施,能不叫稍有正义感的人气愤?!

鲁迅在学生中威望很高,其原因是和群众站在一起。当学校风潮起来时,他作为一个讲师,没有很多时间在校,开始采取慎重态度。后来学生被开除了,“正人君子”们又大放流言,把女学生糟蹋得不成样子,章士钊又据流言写成文章刊出,杨荫榆又据之以发“感言”。一群牛鬼蛇神围攻着青年学生,这就更加引起鲁迅的注意,应学生请求,代拟了两个呈文到教育部,催促赶快另换校长;又感到“正人君子”们污蔑女学生太甚,于是亲自拟好《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邀请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等人和他共同联名发表,证明学生被无辜开除,而她们品学兼优,“平素尤绝无惩戒记过之迹”。

章士钊对女师大风潮迟迟不予处理,不予解决校长问题。他利用杨荫榆恋栈之心,死硬到底。一面支持她压迫学生,一面暗中布置,要他夫人吴弱男来做校长,所以解散女师大如此积极,实想打扫好“臭毛厕”为夫人登坑也。但他倒先行试探,派人向鲁迅说:“你不要闹(因为鲁迅站在青年一边作者),将来给你做校长。”鲁迅何等样人,岂为图做校长而参加斗争?所以不予理会,于是章士钊就越权(旧制度佥事职务是总统任命,总长无权撤换)撤鲁迅教育部佥事的职以泄愤。

本来,女师大风潮不是单纯的一个学校的事情。因为女师大的国文系,也就是我选课的一系,六位教员都是在北大国文系任教的,且又多是反对胡适的,所以斗争又牵涉到北京大学内部。这个斗争,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之后,走向分化的具体反映。

鲁迅当时反对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评论派,有些问题常常隐蔽在个别的、甚至私人的问题之下,然而这种斗争,在原则上的意义,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却越来越明显了。

当时的斗争,是相当尖锐的。敌人大权在握,就不惜使用武力制造流血事件以泄愤恨。所以“三一八”惨案又继之起来了。可以说:女师大事件是“三一八”运动的一个序幕。

在“三一八”前后,我们看到鲁迅怎样以大无畏的精神,投身于这个反帝、反封建的伟大行列里,鼓舞着大众,使每个真的勇士,更加勇猛直前。

鲁迅最富有革命文学者的热情。鲁迅虽然比较能克制些,但他的悲愤却埋得更加深沉。常常因为得不到进步青年们的消息而使得他烦恼的情形,使我每每为之不安。尤其读到他的《记念刘和珍君》的哀掉文字,真是一字一泪,是用血泪写出了心坎里的哀痛,表达了革命者至情的文字。这流露于作者和读者的同声一哭,正是不甘屈服起而抗争的呼声,是唤起“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知道死尸的沉重”急起奋斗的宣言!

最早发表《记念刘和珍君》的《语丝》

为了聚积革命力量,以有限的代价换取更大的胜利,鲁迅有时是不主张请愿的。他曾经说过:“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因为“知道他们(指反动派作者)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这些话是鲁迅在“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以压抑不住的悲愤写出了他对革命青年的热爱,对反动派的无比憎恨。我还记得“三一八”那天清早,我把手头抄完的《小说旧闻钞》送到鲁迅先生寓处去。我知道鲁迅的脾气,是要用最短的时间做好预定的工作的。在大队集合前还有些许时间,所以就赶着给他送去。放下了抄稿,连忙转身要走。鲁迅问我:“为什么这样匆促?”我说:“要去请愿!”鲁迅听了以后就说:“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那明明是先生挽留的话,学生不好执拗,于是我只得在故居的南屋里抄起来。写着写着,到十点多钟的时候,就有人来报讯,说铁狮子胡同段执政命令军警关起两扇铁门拿机关枪向群众反射,死伤多少还不知道。我立刻放下笔,跑回学校。第二天,我们同甘苦、共患难的斗士刘和珍和杨德群活生生地被打成僵死的尸体,鲜血淋漓地被抬了回来。请愿群众的愤激情绪,达于极点。鲁迅在这个“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里,写下了如下不寻常的语句:“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正如鲁迅所说:

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

──摘自《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

当然,鲁迅不主张请愿,是为了避免手无寸铁的群众和敌人正面冲突,但是既然已经和敌人接触了,那就是正如他所说的“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了。所以“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他公开站在群众一边,向敌人进行猛烈的攻击,《华盖集》里的文章,不是简单写在纸上的文字,那是和敌人进行白刃战中使用过的真刀真枪,即使今天读起来,仍使人感到寒光凛冽,锋利无比,真正当得起帮助人民杀出了一条血路的匕首和投枪。但是,当时有一批“正人君子”者流,为了反对群众的爱国运动,却也打出了“爱护青年”的幌子,比如他们说“三一八”爱国运动,是学生受了某些人的“煽动”,说“学生本不应当自蹈死地”等等。这是他们明目张胆地为反动派帮腔,是企图用革命青年的鲜血来洗涤刽子手们的污手。鲁迅对这种反动论调,给了直截了当的还击:“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坏事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有可能变成好事,鲁迅当时曾经这样说过:

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摘自《华盖集续编·空谈》

这种方法,不是别的,就是他所说的“火与剑”的方法,也就是党领导我们使革命能够迅速取得胜利的武装斗争的方法。几十年来,由于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国人民的艰苦斗争,特别是人民军队的坚强斗争,才使祖国获得了解放,人民获得了胜利,革命前驱者们的愿望也终于得到了实现。

选自《鲁迅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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