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吴关。
昨天是陈独秀长子陈延年牺牲94周年的日子。关于陈延年。我找了很多资料，整理，然后写文章结构，可是当我昨晚做完这一切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心受到了很大的悸动或者可以说是震动。陈延年身上有一种力量，给了我很大的震慑，如果非要总结的话，我想用一首诗来表达：少年侠气，结交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交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
下面就是“少年侠气”陈延年的故事。
1919年1２月２５日，陈延年和陈乔年俩兄弟登上法国邮轮—安德烈朋号游轮—远赴法国，经过近４０天的漂泊，于１９２０年２月３日抵达法国。开始了他们的游学生活，此行他们有着一个目的：从欧洲为抱病的中国找一剂良方。
起初，兄弟俩住在巴黎凯旋门附近的伯尼街２２号，一边打工一边学习，做工学习两不误。而对于家里，他们没有要过一分钱，连来法国的船费都是自己挣的。他们一方面不想靠家里，给家里增加负担，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想向父亲证明自己。
此时的陈延年21岁，陈乔年17岁。
陈延年是陈独秀的长子。陈独秀是高举“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可是对于自己的儿子却着实亏欠良多，而且他们父子关系也确实不好，就比如这次来法国，兄弟俩也没靠着父亲的关系，而是找了吴稚晖，有了他的引荐，才顺利登上去法国的邮轮。
为什么他们和父亲的关系如此僵硬？
其实这和他们的童年有很大关系。
我们常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句话放在陈独秀父子身上并不合适，因为自打有了记忆起，在陈延年的眼里，陈独秀就没有对过！
这种印象主要来源于陈独秀对于母亲高大众的所作所为。陈独秀和高大众属于包办婚姻，和同时代多数满腹经纶的才子一样，陈独秀打心眼里想要有个才貌双全的配偶。可遗憾的是，因为在家里被继母虐待，高大众虽出身大户人家却大字不识。在才学上和陈独秀的希望相去甚远。
原本，这样的婚姻也可以勉强维系，毕竟，同时代很多的包办婚姻都是这样过来的。何况，陈独秀还与包办妻子共同生育了三儿两女。
但十年的婚姻，陈独秀基本上在外面奔波忙碌，对于他人来说，陈独秀是在寻求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但是对于高大众来说，陈独秀不是个合格的丈夫。十年的时间里，他的足迹还遍布安庆、上海、东北、日本、芜湖、北京等地，家对他来说不过是个不一样的客栈。
我们也可以想见，高大众对于丈夫是有多不满。而这种不满对于高大众这种出身大户人家的女子来说是不可能同丈夫讲的，所以子女就成了倾诉对象。
“一个女人在柴米油盐不够的情况下，拉扯几个孩子有多难？”
这个问题，高大众绝对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延年对于父亲肯定没什么好印象。
再者就是由于陈独秀四处的革命活动，家人多次被他连累，最严重的一次官府甚至准备上家里来捉拿陈延年以此来威胁陈独秀，幸好陈延年跑的早，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之后自日本返沪创办《青年杂志》的陈独秀才得知自己家遭到了袁世凯党羽、反动军阀倪嗣冲的搜查。为保护两个儿子，陈独秀马上叫两兄弟来上海求学，进入上海法语补习学校学习。
可是陈延年两兄弟并没有受到陈独秀很好的照顾，相反受陈独秀“自创前途”家风的影响，两人逐渐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自谋出路。
他们晚上在《新青年》杂志发行的地板上休息，吃的是难以下咽的大饼，穿的是发白的粗布长衫，形容消瘦。但是日子虽然过得苦，但两人却并不以为意，反而在这种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并且他们还在１９１７年双双考入震旦大学深造。
单衣粗食，面有菜色，这是很多陈独秀的朋友看到他们的样子，甚至连他们的小姨也就是陈独秀的二婚妻子高君曼都看不下去了，背地里偷偷接济他们。
但深谙人生艰难的陈独秀却并不这么认为，他说坚持“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在这点上兄弟俩和父亲的意见也是一致的，那就是“少年人宜使苦，苦则志定”。
也就是说对于吃苦他们是从来不怕的，孟子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也就是陈延年认为苦难是对于他们自身的一种砥砺，他们非但不抗拒它，还表示欢迎。所以当陈独秀的挚友潘赞化询问陈延年对于父亲因五四学潮被捕入狱之事看法，陈延年说：“既做就不怕，怕则不做”“志士仁人，求此机会作光荣的牺牲而不得”。
也就是说他们对于父亲被捕其实是持有乐观态度的，他们认为陈独秀这一次的牺牲其实对于众多尚未觉醒的青年其实有着警示的作用。
我们说回他们在法国的日子，在两人来到法国以后，凭借着优秀的文化功底和流利的法语，他们顺利考进了巴黎大学附属的阿里雍斯学院，准备等学业有所长进以后再报考巴黎大学。
可是这个时候却出现问题了，而两个人的勤工俭学之路也出现了波折。原来受吴稚晖等人控制的华法教育会突然单方面宣布和勤工俭学的学生脱离关系，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勤工俭学生再也从华法教育会拿不到一分钱。
这无疑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当时基本只靠着华法教育会的那一点点补助生活，现在补助没了，生活和学习就都断了。
但和那些依赖补助的学生不同，陈延年他们生活大多靠的是自己做工赚来的钱财，所以还不至于断粮断炊，但是学却是没得上了。他们也不以为意，自己凭借着扎实的法文功底如饥似渴地学习各项知识，补充自己，提升自己，他们觉得这次法国之行来对了，不但增长了知识，还开阔了眼界。
可是后来勤工俭学生和华法教育会的矛盾却越来越深，在1921年相继爆发了“二二八运动”、“拒款运动”以及争回中法里昂大学运动，其中争回中法里昂大学运动彻底把勤工俭学生推向了华法教育会的对立面。
和如今的留学生一样，留学法国看来是美好的，但在低廉的注册费和良好的人文环境背后，却要面临语言、歧视等等一言难尽的艰辛。这很多一方面就是因为“国穷则民弱”，受到歧视是必然的。
尤其是一战结束后，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在生活上更加艰难，这有两方面原因，一个是，法国在战后经济衰退，大量的军工厂关闭导致劳动市场萧条；再者就是来法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但都找不到工作，许多人甚至认为在中国应招时受了“赴法勤工俭学会”的蒙骗。他们都期待能够到正式注册的公立大学读书。
而当时就有一个机会，那就是刚成立的里昂中法大学。
然而1921年初，有传闻说要在国内举办中法大学入学考试，也就是说勤工俭学生被剔除在外。这对已经来到法国、参与“勤工俭学”的学生而言，是难以接受的。
1921年6月，五百名在法学生联名上书，重申“入校学习，人人有权”。当他们得知国内已组织了入学招考，首批一百二十七名录取新生已乘客轮起航，全体学生一致反对并决定派代表团到里昂申诉。
可是反对并没有用，中法里昂大学还是成立，由李石曾出任董事长，蔡元培出任校长。
于是在9月21日，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一百二十名学生集聚里昂组织抗议，这就是历史上的“千人进军里昂”。抗议者控诉中法大学只在国内招考、全然无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处境艰难，他们要求夺回自己的权利。他们占据了中法大学校区圣依雷内堡，反复要求入学的理由，并向市民散发传单以获得支持。
数轮商谈过后，均无进展，警察下令要求学生撤出园区。9月22日，学生们被移送至蒙吕克堡（FORT MONTLUC），实际上是软禁了起来。软禁期间，这些抗议者们在狱中高唱《国际歌》、《卿云歌》等进步歌曲，其中就有陈毅、蔡和森。
1921年9月底，里昂中法大学第一届学生入住圣依雷内堡，共一百二十七名，其中女学生十三名，还有另外十五名在法招考的学生。可见“进军里昂”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虽然只招收了极少数在法勤工俭学的学生。
10月13日，包括陈毅在内的一百零四名参与运动的学生被带到马赛，送上了保罗勒卡号（PAUL LECAT）客轮遣返回国。他们回国后，不少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骨干，为工农革命输送了新鲜的革命血液。
也是在这场运动中，陈延年认清了吴稚晖等人的真实面目，尤其是在这期间还有个别学生被（如熊志南）逼疯，而吴稚晖等人却无动于衷，这让陈延年彻底清醒过来，看到了无政府主义的空想性和反动性，挣脱了无政府主义的束缚，与吴稚晖等人一刀两断，毅然决然地加人到斗争行列。这也使得吴稚晖等人怀恨在心，以致后来在“四一二”政变中陈延年被杨虎逮捕时落井下石，暴露延年身份，直接导致延年牺牲。
在参与斗争中，陈延年结识了周恩来、蔡和森还有赵世炎等人，可以说是在周恩来等人的帮助下，陈延年彻底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也就是在这时候，陈延年和陈独秀和父亲站在了同一个位置上，父子成了真正的“同志”！
得到消息的陈独秀很是高兴，可是陈延年却不以为然，他觉得哪怕他和父亲走上了同一条路，可是自己是自己，他是他，并没有什么关系。
1922年夏天，陈延年学习了法国共产党印刷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等著作，对共产主义有了更加深入了解，也由此他真正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他主动在巴黎街头开办了中国书报社，推广社会主义还有共产主义，他还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成为第一批少共成员。
后来他还担任少共宣传部长，负责少共机关刊物《少年》的编辑。
由于经费短缺，陈延年和弟弟陈乔年分工协作，一个刻字一个油印，常常忙到深夜才休息。也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在留学生中，少共声名鹊起，更是被称为巴黎的《新青年》！
消息传回国内，时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很是高兴，经过研究决定，正式承认少共为中国共产党一部分，同时任命陈延年为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之一。
1923年3月18日，在周恩来的陪伴下，陈延年与王若飞等旅法支部的十人，从巴黎到柏林办理赴莫斯科的手续。第二年4月，陈延年等抵达莫斯科，并被分配到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苏联的生活学习环境很是优越，陈延年在这里生活得很是开心，他说：“我一生从未有过这样好的生活，无须为一日三餐亡命奔波，可安下心来好好学习。”
陈延年孜孜不倦地开始学习，加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汪洋中，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
他说，列宁在争论原则问题时如同猛士，我们也要学习列宁，因此他被同志们戏称为小列宁。
1924年1月，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初步建立，拉开了国民革命的序幕。7月下旬，陈延年等同志奉命启程回国。随后奔赴中国革命中心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秘书组织部兼宣传委员会负责人，与周恩来共同管辖两广福建和香港事务，而一直与哥哥陈延年共同生活的陈乔年，则服从组织安排继续学习，直至1925年奉命回国赴北京。
至此，截至1924年，陈延年一共在欧洲学习生活了5年的时间。也是在欧洲经过无数年的苦学和探索，陈一年在共产主义理论在学习上已经完全可以和父亲匹敌了。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对共产主义的了解，比父亲更加深入。
可是回到国内的陈延年并没有和父亲缓和关系，反而比以往更加复杂，他们的关系依旧很不好。
他依旧不称呼他为父亲，只是相比以前，他终于不再对父亲直呼其名，而开始称呼他为同志。在中共五大上，陈延年，陈乔年和陈独秀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这不仅成为陈家父子，在政治生涯中最为辉煌的历史，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一时在党内传为佳话。
但是在这奇迹的背后却是更加复杂的父子关系。
以前他们的矛盾主要来源于家庭，而现在他们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