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俄罗斯和乌克兰同属东斯拉夫民族，基辅罗斯是它们共同的摇篮，蒙古大军的入侵使俄罗斯和乌克兰走上不同发展道路。通过《佩列亚斯拉夫协议》，乌克兰并入俄罗斯帝国版图，并逐渐由俄国管辖下高度自治的政治实体变为普通行省。此后，俄国利用各种手段对乌克兰实行民族同化。十月革命后，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又经历了苏联大家庭的沧桑巨变。共同生活数百年的历史留给两个民族的不是兄弟般的手足之情，而是恩怨交织的复杂记忆。苏联解体后，这份解不开的历史情结使两国关系逐渐疏远。
【关键词】俄罗斯;乌克兰;俄乌合并;民族同化;历史恩怨
【作者简介】沈莉华，1970年生，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哈尔滨150080)
俄罗斯和乌克兰同属东斯拉夫民族，基辅罗斯承载着它们对昔日家园的辉煌记忆。13世纪蒙古大军西征使俄罗斯和乌克兰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直到17世纪中叶，乌克兰与俄罗斯重新合并，并逐渐由俄国管辖下高度自治的政治实体变为普通行省。十月革命后，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共同经历了苏联大家庭的沧桑巨变。分分合合的历史长河积淀了两个民族不同的记忆和感悟。苏联解体后，俄乌成为各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段恩怨交织的历史情结使两国关系渐行渐远。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恩怨是解读当前俄乌关系的关键所在。
一 《佩列亚斯拉夫协议》与俄乌合并
公元9世纪，东斯拉夫民族的国家——基辅罗斯在东欧平原上崛起，成为欧洲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988年，大公弗拉基米尔迎娶拜占庭帝国的安娜公主，并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基辅罗斯成为欧洲基督教文明大家庭中的一员。公元11世纪，在大公雅罗斯拉夫执政时期，基辅罗斯进入全盛时期。其版图东至伏尔加河口，西抵喀尔巴阡山脉，北起拉多加湖，南近黑海，成为当时欧洲最 大的国家。基辅罗斯与拜占庭、西欧、中东欧各国、阿拉伯国家保持密切的贸易往来。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繁荣昌盛奠定了俄罗斯、乌克兰共同的文化基础。这段辉煌历史给俄罗斯、乌克兰民族打上深深的烙印，以至于今天无论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认为自己是基辅罗斯的历史继承者。盛极一时的基辅罗斯因封建割据从12世纪逐渐走向衰弱。13世纪蒙古大军西征中断了基辅罗斯的发展进程。东北罗斯处于蒙古大汗的统辖下，沦为金帐汗国的属国，并逐渐演变成俄罗斯民族。西南部罗斯因地处偏远，蒙古大汗鞭长莫及，走上了与东北罗斯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随后被 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征服。1569年，波兰与立陶宛实现联合，成立波兰—立陶宛共和国(也称波兰共和国)。波兰共和国几乎涵盖了今天乌克兰的全部领土，只有南方部分地区由奥斯曼土耳其及其盟友克里木鞑靼人控制[1]。
波兰共和国对境内的乌克兰人实行殖民统治。在经济上，波兰推行农奴制。波兰立陶宛实现联合后，对乌克兰肥沃土地垂涎三尺的波兰贵族地主纷纷在这里建立大庄园。他们禁止乌克兰农民开垦荒地、限制城镇中乌克兰人口数量、向乌克兰人大量征税;在宗教和政治领域，波兰大力推行天主教，要求乌克兰东政教会隶属罗马教皇，把不愿改变东 正教信仰的乌克兰民众视为二等公民[2]。
波兰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激起乌克兰人的强烈反抗。从17世纪20～30年代开始，反对波兰统治的起义不断出现。1648年，乌克兰爆发了由哥萨克盖特曼波格丹·赫麦尔尼茨基领导的反波民族大起义。起义开始后，赫麦尔尼茨基一直试图寻求可靠的盟友以共同抗衡波兰。在周边邻国中，乌克兰与土耳其、克里米亚汗国关系复杂;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特兰西瓦尼亚公国是土耳其属国、而且与波兰交好。权衡利弊，赫麦尔尼茨基最终选择与沙皇俄国结盟[3]。
1654年1月在基辅近郊的小城佩列亚斯拉夫，赫麦尔尼茨基代表乌克兰接受了俄国沙皇对乌克兰的统治和保护权。此后，双方签署关于俄乌合并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协议规定，乌克兰承认沙皇的最高权力，同时几乎享有独立国家的所有权利:保留乌克兰哥萨克制度，拉达仍为乌克兰最高权力机构;哥萨克有权选择盖特曼，但需要向沙皇通报;保留哥萨克军团建制以及市民和农民选举的地方行政机构;保留乌克兰财政和税收制度;保留乌克兰独立的司法机构;保留哥萨克特权和农民、市民的所有权利。哥萨克军队仍由盖特曼指挥，册编哥萨克为6万人。协议仅从两方面限制乌克兰的权力:乌克兰最高权力机构必须承认沙皇;盖特曼需向莫斯科通报外国使团来访情况[4]。
《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是界定历史上俄乌关系的重要法律文件。苏联解体后，该协议引起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广泛争议。目前俄罗斯学者多强调俄乌合并是基于彼此之间紧密的历史文化联系。多数乌克兰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从法律上说《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是乌俄之间的“政治联盟”，乌克兰是俄国的“附属国”或“保护国”;而乌克兰新闻媒体和历史教科书则倾向《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是两个完全平等的伙伴间协议，只是这种平等关系在赫麦尔尼茨基死后被俄国人为破坏[5]。对于协议的影响，乌克兰人普遍认为，这是“乌克兰国家的严重错误和战略失策，导致乌克兰人失去了国家和民族独立”。针对这种观点，俄罗斯学者提出质疑，认为与俄国合并是乌克兰不得已作出的选择，并非俄罗斯主动要求，况且合并在当时并未给俄国带来利益。因为接受乌克兰，俄国不得不与波兰经常处于战争状态。言外之意，乌克兰应当对沙皇接受乌克兰臣服表示感谢，而不是抱怨[6]。
二 沙皇俄国统治下的乌克兰
谈及乌克兰在俄国版图内的生活，笔者不由得想起乌克兰学者提出的观点:沙皇接受乌克兰臣服，“就像给溺水的人投去救生圈”，挽救其性命，然而等待他的是“未卜的将来”[7]。事实上，俄乌合并后沙皇政府一直试图取消乌克兰自治制度。北方战争时期，彼得一世从战胜强国瑞典的总体战略部署考虑，忽视乌克兰民众利益，导致盖特曼首领伊万·马泽帕与彼得一世关系出现严重裂痕[8]。鉴于哥萨克军队不是装备精良的瑞典军队对手，彼得一世决意改革哥萨克军队，这直接触及哥萨克利益。而马泽帕提出希望俄国派出军队保护乌克兰免遭瑞典侵略的要求遭到沙皇拒绝。由于沙皇违反了《佩列亚斯拉夫协议》中有关俄国负责保护乌克兰的条款，马泽帕最终决定与瑞典结盟来反对俄国。马泽帕的叛乱为彼得一世削弱乌克兰自治制度提供契机，北方战争的胜利更使其大胆削弱乌克兰自治制度。
1722年5月，彼得下令成立小俄罗斯衙门，由常驻乌克兰的六名俄国军官和一名检察官组成。该衙门负责监督乌克兰造船业、行使税收和行政管辖权。彼得还下令把俄国外交衙门部主管的盖特曼事务改由参政院管理，实际上把乌克兰视为俄国的普通行省。接替马泽帕的盖特曼斯科罗帕茨基十分清楚这意味着废除乌克兰自治制度，恳请彼得改变决定。遭到拒绝后，斯科罗帕茨基抑郁而终。一些哥萨克军团长官因上书沙皇、 要求重新选举盖特曼在圣彼得堡被捕。彼得一世死后，乌克兰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俄国宫廷的局势。在女皇伊丽莎白·伊万诺夫娜执政时期，乌克兰自治制度有所改善。1750年，女皇做出恢复选举盖特曼的决定。中央政府很少干涉乌克兰内部事务。这一短暂时刻不过是乌克兰自治历史上的回光返照而已。女皇这样做并非意识到应承认乌克兰民族自治权利，仅仅是由于盖特曼格力·拉祖莫夫是自己宠臣的哥哥[9]。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俄国基本废除了乌克兰自治制度。女皇不喜欢乌克兰人，更无法容忍任何形式的乌克兰自治。为了废除盖特曼政权，叶卡捷琳娜二世把最后一任盖特曼罗佐莫夫斯基召到圣彼得堡，授意其放弃盖特曼职位。1764年11月10日女皇颁布诏书，成立以总督为首的小俄罗斯衙门代替盖特曼政权。小俄罗斯衙门由4名俄罗斯官员和4名可靠的乌克兰人组成，总督则由俄国贵族彼得·鲁缅采夫担任。至此，延续了100多年的盖特曼制度被废除。1774年，俄国在战争中打败土耳其军队，消除土耳其和鞑靼人对南部边疆的威胁。继续保留扎波罗热哥萨克对俄国已失去意义，况且普加乔夫起义使女皇担心扎波罗热会成为叛乱者的巢穴。1775年6月俄国军队突袭扎波罗热哥萨克驻地，捣毁其防御工事。一些哥萨克头目被放逐和遣散。哥萨克土地被俄罗斯等民族的贵族占有，普通的哥萨克沦为农奴。1783年克里米亚汗国并入俄国。俄国还利用瓜分波兰时机占领了右岸乌克兰和沃伦地区。在扩张领土的同时，叶卡捷琳娜二世逐渐取消了乌克兰自治制度。1781年女皇取消了小俄罗斯衙门，在乌克兰设置三个总督辖区:基辅、切尔尼戈夫和诺夫哥罗德—谢维尔斯克辖区。辖区设置与俄国行省完全一致;1783年乌克兰自治单位—哥萨克军团建制被撤销。哥萨克军团作为俄国军队的一部分被改造成宪兵队，没能进入军团的哥萨克成为俄国的国有农民。
为了加强对乌克兰控制，叶卡捷琳娜二世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在乌克兰推行农奴制，取消了乌克兰农民从地主土地上出走的权利，另一方面拉拢乌克兰贵族，防止其不满和反抗。1785年女皇颁布了贵族特权诏书，让乌克兰贵族享有和俄罗斯贵族一样的地位和权利。女皇的政策非常有效，很少有乌克兰贵族起来反抗俄国统治。他们逐渐接受一个事实:盖特曼不是独立的国家政权，而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为了保护自身和乌克兰利益，应当努力在俄罗斯帝国发挥自己的作用[10]。
乌克兰自治制度被废除后，沙皇俄国采用各种手段对乌克兰进行俄罗斯化。首先，是语言和思想上的同化。譬如，1876年5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厄姆斯法令。法令禁止在国内出版乌克兰书籍;禁止境外出版的乌克兰书籍流入境内;禁止剧院上演乌克兰语剧目;禁止演唱乌克兰歌曲;禁止乌克兰语诗歌朗诵会等;禁止教授乌克兰语，严格选拔各类学校的教学人员;在俄文著述中不得使用“乌克兰”一词，用“小俄罗斯”取而代之。直到1905年该法令才被废止[11]。其次，是教育上的同化。1805年，哈尔科夫创建了一所新大学，这是俄国统治下的乌克兰第一所高等院校。1834年，基辅又建立了圣弗拉基米尔大学。两所院校都采用俄语教学。从尼古拉一世时期开始，为了减少波兰人对乌克兰的影响，俄国在右岸乌克兰学校逐渐用俄语来取代波兰语教学。特别是镇压1830～1831年波兰民族起义后，右岸乌克兰的波兰语学校被关闭。最后，是宗教领域的同化。右岸乌克兰因长期受波兰统治，很多乌克兰人信奉希腊天主教。起初，俄国对希腊天主教会比较宽容。但在天主教会上层支持波兰民族起义后，沙皇政府查封了境内的希腊天主教会，将教区转交给俄罗斯东政教会。右岸乌克兰宗教学校也随之被取缔[12]。
对于乌克兰在俄国版图内生活的历史，乌克兰 和俄罗斯各执一词。很多乌克兰人认为，俄国违背《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相关条款，逐渐把乌克兰由俄国管辖下高度自治的行政实体变成普通行省，甚至对乌克兰实行殖民统治。有些乌克兰历史教科书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殖民统治”一词，但也认为俄国对乌克兰实行民族剥削和压迫。例如，В．П．舍夫丘克等主编的《乌克兰史》一书指出，19世纪上半叶，乌克兰贸易结构具有明显的原料化特征。从乌克兰运出的是农产品和原料，运入乌克兰的则是纺织品等工业品;农奴制改革后，乌克兰的铁路建设也具有明显的殖民地特征:俄国首先修建的不是乌克兰各城市之间铁路，而是连接乌克兰与莫斯科工业区的铁路;在俄国统治下，乌克兰教育事业出现明显倒退:1897年乌克兰民众识字率只有13%，当时生活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大多居住在城市)受教育比例是乌克兰人的2倍多[13]。也有乌克兰学者认为，俄国统治者破坏《佩列亚斯拉夫协议》，使乌克兰失去“国际法主体地位”;掠夺乌克兰土地、奴役乌克兰民众，使乌克兰成为一片“废墟”;在乌克兰实行农奴制、分化和收买乌克兰精英阶层，在俄乌合并的数百年间，乌克兰人经常被剥夺使用母语的权力。总之，俄国的统治使曾经繁荣 的乌克兰倒退了几个世纪[14]。
对上述观点，俄罗斯学者提出质疑。安德烈·斯塔维茨基认为，殖民地普遍具有以下特征:土地被宗主国掠夺和控制，经济结构单一，是宗主国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存在不等价交换。殖民地经济明显落后于宗主国;宗主国对殖民地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殖民地居民在社会地位、种族和宗教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在重大事务上，殖民地民众无权参与管理。但是，乌克兰并不具备这些特征。从领土问题看，在17～18世纪，乌克兰祖先居住过的地方有的已经是俄罗斯土地，如斯洛博让希纳(Слобожанщина);有的是自愿并入俄国的领土，像左岸乌克兰;有的是因俄土战争等原因并入俄国后被开发的土地，像新俄罗斯。俄国使乌克兰摆脱被波兰统治者奴役的命运，维持了乌克兰社会的稳定。最为重要的一点，以乌克兰自身力量，很难在大国夹缝中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更谈不上向周边扩展领土。正是由于历史上俄罗斯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不断开疆拓土，今天的乌克兰才拥有广袤的国土。哪有在领土上对殖民地如此慷慨的宗主国[15]?从经济角度看，乌克兰经济发展并没有受到俄国控制。在俄国管辖下，乌克兰农业发 展起来，建立了很多港口和城市，乌克兰经济发展速度有时甚至超过全俄平均水平。一直到1764年，取消盖特曼制度的乌克兰民众也没有向俄国库纳税。在工业化时期，乌克兰的经济更是飞速发展，建立了大量的工厂、矿山，城市建设成效显著。尽管18世纪乌克兰与国外的商品交换有时受到一定限制，但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全俄市场已经形成、生产专业化分工需要。无论是在俄国、还是苏维埃时期，乌克兰民众的生活水平没有太大变化，普遍高于全俄总体水平;从语言文化方面看，尽管帝俄时期沙皇政府采取了限制乌克兰语言和文化的措施，但苏维埃时期乌克兰语在乌克兰享有国语地位，所有乌克兰学校均采用乌克兰语教学[16]。
三 生活在苏联大家庭中的乌克兰
1917年二月革命后，沙皇政府的统治被推翻。此后的4年时间里，乌克兰陷入混乱时期。德国、奥匈帝国、临时政府的军队、苏俄红军和邓尼金白卫军队、协约国和波兰军队像走马灯一样出现在乌克兰。乌克兰民众也曾试图借助外部力量来实现民族独立。但是所有外部势力都想控制乌克兰土地，无意支持乌克兰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民族独立的美好愿望就这样在战争的硝烟中破灭。直到1922年12月30日，乌克兰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一部分。在苏联版图生活的近70年间，乌克兰和全苏其他地区一样，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和战争。这段历史留给俄、乌两个民族的依然是恩怨交织的复杂记忆。直至今日，俄罗斯和乌克兰仍就苏联时期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争论不休。
1932～1933年乌克兰饥荒:为了把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现代化工业国，从1928年开始苏联进行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苏联工业化的实现是靠牺牲农业的巨大代价换来的。为了筹集工业化所需的资金，苏联一方面向国际市场大量出口粮食，一方面在国内采取武力手段推行农业集体化。农业集 体化对乌克兰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在粮食产量不断下滑的同时，中央对乌克兰的粮食征购指标依旧很高，最终导致1932～1933年乌克兰发生史无前例的饥荒[17]。作为全苏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乌克兰在这场饥荒中死亡300～350万人[18]。苏联解体后，乌克兰饥荒已经由俄乌之间的历史问题演变为敏感的政治问题。2003年9月，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在联合国大会上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乌克兰发起的设立大饥荒死难者纪念日活动。2006年11月28日，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立法，认定1932～1933年的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为[19]。2010年1月，乌克兰基辅上诉法院认定，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亲自策划”大饥荒，“蓄意”对乌克兰民族实行种族屠杀[20]。乌克兰历史教科书则指出:“1932～1933年大饥荒是莫斯科故意制造的，目的是压制乌克兰人独立愿望。”[21]
在乌克兰，部分学者认定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为。其主要论据如下:按照相同的土地面积计算，当时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乌克兰尚未并入苏联版图)饥荒导致的死亡人口超过俄罗斯;在饥荒发生时，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仍然向国际市场出口粮食，没有向乌克兰提供粮食援助;苏联出台一系列法令限制乌克兰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和其他地区;在粮食征购工作中，乌克兰农民的所有粮食均被没收。而从俄罗斯农民手中只征购了部分粮食，还剩下不可动用的粮食储备[22]。
俄罗斯学者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第一，认定饥荒是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为的主要证据是饥荒目击者和受害者的见闻、证言。目前关于1932～1932年饥荒的档案文献无法证实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及相关措施旨在消灭乌克兰民众;第二，因大规模出口粮食导致饥荒发生的现象在帝俄时期就出现过，并非斯大林时期特有的现象。例如，1887～1891年为了换取外汇俄国出口了1000万吨粮食，导致1891～1892年国家发生大面积饥荒[23]。第三，种族灭绝是二战时期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做法。如果饥荒是种族灭绝行为，斯大林就应当拒绝向遭受饥荒的乌克兰提供任何援助。而档案文献证实，饥荒发生后斯大林向乌克兰提供过粮食援助[24]。第四，因未完成粮食交售任务没收农民所有粮食的现象在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出现过[25]。第五，虽然斯大林出台多项法令禁止农民从集体农庄出走并强制迁移部分农户。但这些法令不仅在乌克兰、在苏联其他地区也实行过。1933年1月22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出台了关于禁止饥饿农民从北高加索和乌克兰出走的命令。这一命令自1933年2月16日起在下伏尔加边区(即今天的阿斯特拉罕、伏尔加格勒、萨拉托夫州和卡尔梅克共和国)实行[26]。第六，饥荒不仅造成乌克兰农村人口大量减少，苏联其他地区农村人口也急剧减少。1926、1937年全苏人口调查数据表明:30年代初的饥荒导致哈萨克斯坦农村人口减少30．9%，伏尔加河流域减少23%、乌克兰减少20．5%，北高加索减少20．4%[27]。
对于乌克兰议会认定饥荒是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为，俄罗斯政府做出强烈回应。2007年11月19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