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思维和文化的联系是一片开放的研究领域，其中大部分仍有待科学家的探索。不过，就眼下中国文化而言，谐音与“口彩”的互动令人不禁想问：不同的语言是否会强化不同的主观体验？特定文化概念——比如吉利与否——会不会在相应的语言中留下印记？
普勒姆认为，语言绝不会企图绕过歧义，相反，“语言酷爱歧义。它们热烈地追求着歧义，就像小狗一样，在歧义的草地上打着滚。”罗彻斯特大学语言心理学家史蒂夫·皮安塔多西（Steve Piantadosi）对此表示认同。他和同事们论称，歧义非但不是语言的漏洞，还是一种有用的语言特征。通过重复利用某些最普遍、最顺口的发音组合，最终形成丰富的词汇。没有歧义，我们就得创造更长的单词，用以区分不同的意义，或者发明一个庞大的语音集合；在发音和区分不同的语音方面，我们也得更加娴熟才行。
如果说所有语言都青睐歧义，那么中文对歧义可谓是情有独钟。歧义率不太适合在不同语言间进行横向比较，因为即便在同一种语言之内，不同的字典对字词的义项数量也存在分歧。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文的谐音数量着实丰富。
跟其他很多语言一样，英语语素（最基本的语义单位）通常是多音节的，比如hippopotamus（河马）、president（总统）、fastidious（挑剔的）。但在粤语和普通话中，语素一般都是单音节的。这些单音节不一定自成一词，因为大多数中文词语都由两个或以上的语素构成，每个语素就是一个字。尽管如此，听者必须找对每个音节的含义，才能理解整个词的意思。而且，中文用到的元音和辅音都比英语少得多，这就好比在一块面积有限的地皮上盖高楼，有限的语音组合就好比地皮，而那些丰富的词语含义就只有层层往上累积了。
语言如何用词语来捕捉现实，以及反过来，我们继承的母语词汇又会如何塑造我们对现实的看法。
由于在粤语和普通话中，不同的意义通常由不同的字来表达，正字法（将口语转化为书写形式）便成为追踪同音异义数量的有效手段。研究人员谭力海和查尔斯·佩尔费蒂（Charles Perfetti）分析了180万字的中文文本，统计出的4500个字总共只映射到420个不同的音节——因此，每个字平均有11个与之同音的字。而在佩尔费蒂的英语数据集中，即便只看单音节的英语单词——它比多音节单词更容易出现歧义——平均下来，每个单词的同音词也不到一个。
奇妙之处就在于，歧义泛滥并未导致中文的交流问题——实验表明，根据上下文排除不相关意义时，中文的效率丝毫不逊于英文，此外，不同的音调也有助于区分意义。但按照中文书写系统，同音异义的多半不是同一个字，因此，讲中文的人很难忽略语言中的歧义。
由于“橙”与“成”同音，春节的装饰物中常常可以看见柑橘类水果的身影
同音歧义会让人纠结写法，这时，它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虽然你不太会被“post”一词的义项所困扰，但总有那么些时候，你会消耗一定的脑力，去辨别究竟是“their”（他们的）、“they’re”（他们是）还是“there”（那里），以确保拼写与你想表达的意义相符。想想每碰到一组谐音词，你都要停下来思索一番，你就知道，做一个中文文盲是怎样的感受。无怪乎在儿童学习中文时，同音异义字掌握不好，成为了判断阅读障碍等问题的有效预测指标。
这些歧义直接影响到了人们对中文的体验，因为歧义字词可以激活不止一种意思——有实验为证。这类实验用到了“语义启动”（semantic priming）的手段，即给出其他单词作为语境，让受试者判断所示内容是否为真正的单词。通常，如果事先看到意义相关的单词，人们会更快地识别出后续单词——因此，在看到“医生”之后，再识别“护士”一词，相比于看到“桌子”之后，再识别“护士”一词，前者要来得快。当人们听到“bug”这样的多义词时，虽然语境只涉及该词的一个义项，但人们在识别与“bug”其他义项相关的单词时，也会明显变快。举个例子，在听到“bug”（分别有虫子和漏洞之意）一词之后，人们不论是识别“蚂蚁”还是“间谍”，都比识别毫不相关的“缝纫”（sew）一词来得快。
一个词的多个义项只会在思维中短暂留存——通常人们还没有意识到，那些跟语境无关的义项就已经被压抑。这使交流得以顺畅进行，即便是在歧义丛生的中文里。但研究人员发现，有的单词特别能导致注意力停留。其中一种最抢风头的词，就是激发强烈情绪反应的词，尤其是含义负面或犯忌讳的词。
而那种影响了个人语言行为的文化联想，最终会不会融入整个语言系统？
这些抢风头的词一旦跟其他意义的词发生谐音时，就很难被压抑下去。我从小在一个英法双语区长大，记得有一次在课堂上，我要用法语做一个有关海豹的演讲，而法语的“海豹”（Phoque）与英语中一句粗口（fuck）谐音，结果，我一阵阵脸红，还引来一些同学的讥笑。虽然按照语境，它的意义非常明确，但用起来却让人难堪至极。而避免使用某些特定谐音，这一做法也许具有普遍性。我发现，“bit”或“fit”这样的音节囊括了许多互不相关的意义，但“shit”就没有不涉及粗口的含义。当然，也有单词同时包含普通义项和情绪强烈的义项，但在表达普通含义时，它们往往被替换成近义词，比如，说公鸡用“rooster”而不用“cock”，说驴子用“donkey”而不用“ass”。
在中文里，歧义的泛滥造成了很多尴尬的谐音。语音空间格外拥挤，一个普普通通的词语一不小心，就会跟充斥情绪的词语谐音。发生这种情况的机率比英语中大多了。正是中文语音空间的紧凑性，激发了中国文化对谐音的执着。
反过来，文化又影响着哪些意义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说出口的词语可以给生活招致好运或厄运，这一点在新年庆祝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新年期间，所有关于死亡、疾病或离异的谈论都变成了禁忌，人们把健康、财富和成功的祝愿送给彼此。一旦说到与运气有关的话，人们总会竖起耳朵仔细倾听，若是遇到不吉利的字眼，更是格外警惕，这些都是中文使用者 难以忽略的。虽然到目前为止，尚无实验直接印证这一点，但它能很好地解释这个现象：为何在中文使用中，人们会完全基于谐音字词所携带的情绪，对无辜的普通字词产生厌恶或喜好。也许，正如我的中国同事蔡维（音）所说，在春节期间，当每个人都想着讨口彩的时候，我们会尽力压制与死亡或不幸相关的含义。
歧义在词语的意义和使用之间，建起了一座独特的桥梁。当很多意义都映射到同一个词时，每一个义项被唤起的机率都会增加，从而改变我们对这个词本身及其意义的感受。如果因为多义词的存在，导致个体在文化联想的指引下，由于某个词听着不文雅，而绕过它不用——比如英语中，人们一说到公鸡，会用“rooster”替代“cock”——这些选择也许会在词库中留下更广泛的烙印。而那种影响了个人语言行为的文化联想，最终会不会融入整个语言系统？
有没有统计学证据表明，负面情绪词语的歧义会被驱逐？或者，正面情绪词语的歧义会越来越多？我就此请教了研究人员泰德·吉布森（Ted Gibson）和史蒂夫·皮安塔多西。（他们的研究表明，语言收录歧义是有用处的。）答案是：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但两人一致认为，我的这种假设不无可能，而且值得研究。要检验这一看法，语言心理学家需要验证这样一种假设：催生不安情绪的单词（像“shit”或“rape”）的谐音单词数量比预期要少，而这个预期是基于音节数，或音节构成的普遍性而得出的。也许，激发强烈正面情绪（如“rich”或“free”）的词语的义项，会比人们预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