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翻译研究经历了“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之后，似乎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困境与范式危机的泥潭。随着生态翻译学的兴起，翻译研究发生了新的问题域转换的趋向，其表现为三个方面：基本原则从语言转换的“对等性”转向多维度转换的“适应性”而凸显其生态进路；关注对象从文本的“存在”转向翻译的“共生”展现其生态视界；思维范式从“简单性”转向“复杂性”而揭示其复杂性思维。可以说，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问题域转换既是对西方译论问题域的超越，又是向翻译研究整体性的回归。
关 键 词：
生态翻译学/翻译研究/问题域转换
作者简介：
罗迪江，广西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郑州大学生态翻译学研究院研究员，在读博士，研究方向：生态翻译学，E-mail：dijiangluo@163.com。
基金项目：
2023年度教育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译者中心理论体系建构的生态理性研究”（19XJA740004）；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创新、国际化发展及数据库建设研究”（18BYY022）。
20世纪中后期的翻译研究经历了“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两大转向的繁荣发展之后，似乎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困境与范式危机的泥潭。然而，生态翻译学的发展为翻译研究的进一步范式转换提供了新的契机。当代翻译研究能够从生态翻译学汲取营养，不仅为自己找到新的研究对象，而且也能找到新的问题域。方梦之、袁丽梅（2017：3）指出：“生态翻译学是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之间界面的融合，在本质上结合两者特点，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体现出两者协同作用的整体效应”。陈圣白（2017）认为生态翻译学在中国翻译界形成了一种独树一帜的学术流派，不但推动了翻译学学科的进步与发展，而且从某种程度而言引领了翻译学学科未来的研究与趋势。可以说，生态翻译学渐渐达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不仅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源泉，而且作为一种生态范式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突显出来。虽然生态翻译学理论也受到一些质疑与批判，对生态翻译学的分析方法仍存在一定的偏见，但是生态翻译学的问题域本质上已经与西方译论的问题域有着重要区别，而且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新的研究趋向。生态翻译学视域下产生的问题域转换对于当代中国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路径与认识论视界。那么，生态翻译学与西方译论在翻译研究的问题域上有什么根本上的区别呢？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问题域对西方译论的问题域是一种怎样的转换与拓展呢？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