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显章
胡显章，1957年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制造专业，1959年转入光学仪器专业，1963年毕业留校工作。1991～2002年担任校党委副书记，2002～2005年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参加了清华文科的恢复和建设的领导工作，曾兼任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21世纪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等。现任校文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顾问委员会顾问、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主任等。主要社会兼职有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高等教育学科组组长；教育部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顾问，目前主要从事教育研究和大学文化研究。
什么是大学精神？怎样理解它是一所学校最核心、最宝贵的财富?怎样弘扬与发展大学精神？
所谓大学精神，应该是一所大学在其成长过程中长期积淀而成的师生员工共同的理想追求、文化传统和行为准则。
大学精神应当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大学人以追求真理、探索未知为己任，因而带有理想主义的特点。同时，大学又肩负着服务与引领社会的责任，要直面种种现实问题，所以大学人又必须是现实主义者。大学精神应当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大学人在为人、治学、从业中应追求真善美的统一，推动社会和自身的和谐、全面、协调发展。大学精神还应当是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它吸纳世界文明的精华，同时又植根于深厚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沃土。大学精神还体现着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历史积淀与时代发展的统一。它应当是和谐的、融合的、不断发展的。大学精神是一所大学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是大学文化的核心、支柱和灵魂。它影响着每个大学人的成长过程和人生轨迹，决定着一所大学的发展与影响力。
包括清华大学在内，中国早期建立的一批大学，起到了吸收先进外来文化，整理、继承本国文化传统中的优秀部分，并使二者有机地融合，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作用。清华大学的前身是一所用“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当时美国的目的是“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学校自然打上了深刻的美国文化的烙印。在当时国力孱弱，国内广大知识分子苦苦寻求救国之道的背景下，这样的学校客观上也送来了当时主导世界发展的先进文化，比如科学、民主的精神，再比如开阔的世界眼光。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也给清华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梅贻琦是清华前身“游美学务处”派出的第一批留美学生，1915年到清华任教，1926年兼任教务长，1931年出任校长，是一位有世界眼光的校长。他在办学上既强调儒家的“明明德与新民”，要求大学生做好新民工作之准备，学校对社会秩序与民族文化应有所建树；同时又汲取西方通识教育的理念，贯彻“知识博约”与“学术自由”。他广聘名师，包括一批国外的名师到清华讲学。老清华所确立的“中西融会，古今贯通”的学术范式，就是在国际化氛围中形成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研究中国传统的学科机构，但它注重吸取欧美学者研究的“正确精密之方法”，要求对于西方文化有“精深之研究”，然后“采择适当，融化无碍”，在中西融合中创新中华文化，使中国文明昌明于世界。这种学术范式在国学院之后得到长时间的延续与发展，成为清华的办学特色。
同时，清华精神也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其集中、简练的表述应当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它借用古训以凝练的语言表述了清华人基本的宇宙观和人生哲学，是使清华人保持其凝聚力和团结向上的精神力量的重要源泉。清华校训缘起于1914年11月10日，梁启超先生来清华发表以《君子》为题的演说。梁先生以《周易》乾、坤两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为中心内容，激励清华学子崇德修业，发奋图强，“异日出膺大任”，“作中流砥柱”。后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便成为清华校训。在《君子》篇中，自强不息是勉学励志，无论求学治业，都要坚忍刚毅，不屈不挠，见义勇为，不避艰险；不能见利而进，见难而退，要善于克己制胜。厚德载物是指待人接物，宽宏大量，责己严，责人宽。这些内容在今天仍然是合适的。当然，其内涵已有发展。
中外优秀文化相融合，所产生的清华精神具体都包括哪些内容呢？我认为可以表述为以下这些方面。
爱国奉献
清华精神最重要的内涵便是清华与生俱来并不断蕴育的爱国奉献精神。
清华诞生时是一所利用美国退还“庚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师生将清华学堂看作“国耻纪念碑”。在五四运动中，清华国耻纪念会曾立下“清华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的誓词。这种对国家、民族的孱弱，列强的欺凌感到痛心疾首而产生出的爱国精神，被老学长们称为“哀兵士气精神”。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中国面临民族危亡，老校长梅贻琦在当年12月就职演讲中要求清华师生“紧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正是这种对国家的责任感成为清华迅速成为国内名校的重要精神动力。1937年“七七”事变后，清华人与北大、南开师生一起，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以坚毅刚卓的精神把西南联大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学校”之一。
在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救国斗争中，众多清华师生，前赴后继，甚至不惜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在水木清华北岸山坡上耸立着“祖国儿女，清华英烈”碑，以纪念51名为国捐躯的清华英烈。这些先烈许多都是在抗战中牺牲的：
1932届毕业生刘崇诲在上海吴淞口驾机撞向日本海军旗舰，壮烈殉国。
法学院学生张甲洲带领东北籍同学打回东北老家，举起了“东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大旗，担任总指挥。后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师长。他实践了“抗战之时不知有家，临战之时不知有身，金钱地位不动心，飞机大炮不怕死”的誓言，在前线英勇牺牲。
还有许多师生是带着科技知识参加抗战的，比如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组织师生参加冀中军民抗战的故事。叶老师先是让他的助教熊大缜带领几个学生去冀中根据地，组建技术研究社研制炸药、地雷、炮弹等。继而又让化学系毕业生汪德熙化妆成牧师辗转到冀中，帮助解决了安全生产问题。这些炸药、地雷在令日寇胆颤心惊的“地雷战”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叶老师还在天津租界亲自带领师生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让物理系管理员阎裕昌主持爆破研究。后来熊大缜在冀中军区担任了供给部长，负责研制、生产地雷、控制器等武器。
新中国成立后，一批批清华毕业生，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骄人的业绩。
在1999年国家表彰的23名“两弹一星”功臣中有14位在清华学习工作过。其中邓稼先和王淦昌是两位杰出代表。邓稼先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1950年8月，邓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9天后便毅然回国参加原子核理论的研究。后来他参加“国家的大炮仗”研制， 对妻子说：“往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邓稼先为此拼命工作着，多次昏倒在试验场上。他受到强辐射患癌症扩散，临终前留下的话是：“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王淦昌是1929年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一届大学本科毕业生。1961年4月，当领导问他是否愿意参加原子弹研制时，他回答：“我愿以身许国。”友人知道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曾领导杜布纳高能实验物理组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惋惜地说：“王淦昌如果继续在原来的科研领域工作，有可能叩开诺贝尔奖的大门。”对此，王淦昌却认为“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国家强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物理系1935届校友彭桓武也是“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曾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玻恩教授，当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1947年他毅然回到了战火纷飞的祖国。他中断的研究工作中有两项由继任的研究者攻克，获得了诺贝尔奖。当有人问他当年为什么要回国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倒需要说说理由。”
改革开放以来，在清华大学关注国情，爱国奉献成为广大师生普遍的理念。去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温家宝总理就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李强的农村调查报告《乡村八记》给范敬宜院长的信函，指出：“一位二年级的大学生如此关心农村，实属难得。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作文章。”
进入新时期，结合“爱国、成才、奉献”的传统精神，学校开展“我的事业在中国”主题教育，许多毕业生争先恐后地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战场去建功立业。航天航空学院学生谷振丰，因品学兼优获得学校最高级别的“特等奖学金”，毕业时毅然选择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他说：“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应该有抱负，要担当重任，这是清华教会我的！”
关注时代大势，肩负民族期望，历史的传统加上学校的教育，使得清华成为一座爱国主义的大熔炉。
严谨求实
实事求是、严谨求实、注重实干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也是清华精神的突出特色，在清华“行胜于言”的校风、“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中都有突出的体现。
汲取西方的科学实证方法，使得清华大学在教学与研究方面凸显严谨性。“两弹一星”功臣王希季对母校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印象深刻。他记得一次由于他没有注意刘仙洲先生准确到小数点后第三位的要求，解题过程都对，刘先生还是给了零分。此教训使他终生难忘：做一件事情必须把目标要求考虑得非常清楚。有人后来开玩笑地说：“没有昨天的零蛋，哪来今天的导弹？”
一位在清华听了葛兆光教授6年课的历史系博士生对葛老师讲课“拿猫当虎斗”的认真劲很有感触。他说，葛老师有的课已讲得很熟了，而且常常面对非本专业的学生，但他的准备仍是最专业的，讲义“改得花花绿绿，还要贴上一些签条”。而他“对学生的要求，绝对是传统的严师，学生的成绩极少能过90分，规定期限不交作业无特殊原因就要吃鸭蛋。”
清华重实干的传统一方面体现了传统文化倡导的“躬行”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接受了美国主流思潮的影响。与早期国内其他大学相比，清华尤其重视以实证为基础的实干，即使是文科也是如此。中文系老主任朱自清先生就说：“清华的精神是实干”。这种传统在老学长、社会学家费孝通治学的经历中也是十分典型。费孝通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写出了《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社会学的传世之作，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35年他从清华研究院毕业后，与新婚妻子王同惠到大瑶山考察，在返途中他误入瑶人设的“虎阱”，王同惠找人求援时堕入山涧，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全国解放后，清华被改造成为一所工科大学，实干的传统增加了工科的操作性特点。
从清华走出去的一届届毕业生，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是凭实干精神从基层干起。在“神舟五号”清华群英中有9位总指挥、副总指挥或院长，都是出色的实干家。其中1986届毕业生，39岁出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的吴燕生，就是从普通设计员做起的。他认定了一个道理，一个人只有把一件事情做好，才能被安排做第二件事情；只有做好每件小事，才能成就大事。
实事求是也是学校领导的传统作风。在清华担任校长17年的梅贻琦先生，以“科学家的眼光和态度”，强调理性和纪律，主张以事实为出发点来办学；注重求实研究的风气，倡导“沉潜治学、朴实无华、不尚标榜、不尚宣传、诚诚恳恳、实实在在的研究科学”；加上自身有着“寡言慎行，言必信，行必果”的风格，他这一任期对清华形成严谨求实的传统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院系调整后的1952年12月，原来清华中文系学生、“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蒋南翔回到母校出任校长，他虽然已无法改变清华改为工科大学的局面，但他一面以大学是文化中心，不能只有现有专业的书籍为由“扣留”了30万册文科图书，一面力拒苏联专家把清华办成水土电专门学院的主张，从中国与清华的实际出发，提出创建新技术专业，理工结合发展应用理科的意见。他尊重苏联专家的正确意见，加强了教学实践环节，还倡导开展“真刀真枪毕业设计”。这些都有益于学生面向实际、勇于实践。在学校工作中，他经常宣讲“基层出政策”的道理，依据清华的实际决定工作方针。他主张继承老清华的好传统；对于学苏联，则强调要学习先进的东西，但不能照搬，同时还要学习英美有用的东西。在“文革”前夕面对极左思潮，他提出要把清华园的“围墙”筑得再高一些，要开“万人顶风船”。蒋南翔担任校长14年，对清华形成良好的实事求是校风起了重要作用。
这种求实的传统在一代代清华学子中得到传承。1980年3月，由化72班提出的口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不仅在校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新的历史时期，学校把实事求是的作风表述为：不唯书、不唯上、不唯他、不唯洋，只唯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相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