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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前调查记者揭秘孙卓案背后故事：被拐孩子从小就被培养对买家的忠诚度
来源：大河报
2023年12月24日上午，孙海洋夫妇带儿子孙卓江西游玩，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另据可靠消息，孙卓在深圳的学校也已联系好，近期将回深圳入学。
2008年夏天，前调查记者邓飞开始跟踪儿童系列失踪案，孙海洋是他采访的第一个家长。多年来，他持续关注被拐儿童家庭的情况、参与帮助多个家庭成功找到孩子。深圳市包子铺老板悬赏20万寻儿子的当事人孙海洋一家，就是他持续关注的家庭之一。
十几年前，大河报·豫视频记者与邓飞在云南采访时认识。近日，记者特地就“孙卓回家”一事深度采访邓飞，挖掘“系列被拐案”背后的惊人细节。
2023年12月23日凌晨，邓飞在微博上发布了这样一段话：“一个家庭14年后终于团圆，一家人终于可以回家了。他们的悲欢，也是我们的悲欢。他们的命运，也是我们的命运。请好好生活。加油。”
（邓飞微博截图）
（左为邓飞、右为大河报·豫视频记者朱长振）
2011年，邓飞转身公益，利用移动互联网工具发起多个公益项目，先后成为微博打拐、免费午餐等公益项目的发起人。
2023年12月6日，孙海洋失散多年的儿子孙卓被找到，孙海洋与儿子孙卓DNA比对成功。当天，邓飞在微博上写道：“今天，被人抱走十多年的孙卓找到了。”短短的15个字，给历经14年的寻子故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邓飞微博截图）
12月12日，邓飞分享了自己这些年来参与孙海洋等人寻亲的全程经历，大河报记者征求邓飞意见后略作删改：
以下为邓飞自述
2008年夏天，一个姓陈的女记者找到我。她称千里之外的深圳市，正在发生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持续有孩子离奇失踪，其中湖北、湖南打工家庭共计丢了100多个孩子。她所在的当地都市报曝光后，影响力不够。我当时供职《凤凰周刊》，便也加入了跟踪报道的行业。
▶孙海洋是我采访的第一个家长
白石洲在深圳南山区，是当时的城郊接合部，因为靠近市中心，租金又很便宜，当地高密度建房，大片“握手楼（两栋楼距离太近，住户可以握手）”吸引大量外来人员在此暂住中转，“街道上24小时都是人挤人”。这番喧闹却让孙海洋非常满意，2007年10月1日，孙海洋盘下了一间铺面，开了一家包子店。8天后的傍晚，他的孩子，四岁的孙卓在包子店门口，被人用糖果玩具车一步步带走。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孙海洋的场景。他个头不高，消瘦沉郁，却冷静沉着，缓慢讲述，这让我有一些惊讶。他双手比划着，长期揉搓面粉，让他的双手很粗大。
另一个父亲来了，浓眉大眼，激动大声，他的孩子，3岁多的彭文乐在深圳光明新区家门口，直接被一身着黑色夹克男子抱走，上大巴，不知所踪。他叫彭高峰，湖北潜江人，他家距离孙海洋家50公里。
孙卓被拐后，附近小区里，一个叫彭冬英的妈妈拿着寻人广告，叮嘱自己的孩子符建涛说，这个小弟弟被人贩子拐走了，你要小心。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一个月后，孩子也失踪了。
▶男童连续失踪，深圳城恐慌一片
中国雄鸡地图上，深圳处在鸡腹低处，却与港澳为邻。1990年代，深圳等沿海城市群突飞猛进，开启工业化千年大变局，吸引了无数人南下打工，聚集在狭小城市，鱼龙混杂。孙海洋来深圳那年，该市人口飙涨2000多万人。没有旧识亲友，没有同学校友，也没有商会老乡会找他，孙海洋感觉自己像一颗无依无靠的沙子。
隔壁门店老板也是一个忙碌的外地人，平时也没有太多交流，看到有人带走孙卓，还以为是孙家亲友。海洋跑去派出所报警，警察说儿童失踪24小时才能立案，家长先去找。孙海洋一直记得，六天后，他才收到立案通知书，才有警察出来查案。
2007年的深圳，没有或是不允许存在服务外来工人的社会组织，孙海洋只能求助家庭。67岁的母亲带着一群家里亲戚，四处去粘贴广告，有时就睡在马路上，语言不通，一着急，老人就崩溃跪地。
孙海洋不知道的是，一个叫吴新银的男子，和他年龄相仿，从山东聊城阳谷县来到了深圳，试图改变命运。他在白石洲一个商场做保安，上班需要经过孙海洋的包子店，刚好看见忙碌的夫妻和自己玩耍的孙卓。孙海洋曾找到彭冬英说，两个孩子在同一个辖区先后丢失，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做的。事实上，抱走两个孩子的正是吴新银，符建涛送给了他的二哥，孙卓则被送给另一位亲戚。
▶丢孩子的城市打工家庭
孙海洋和彭高峰，各自孤立无援，只能抱团取暖，他们被指引进入了一个叫“宝贝回家”的民间寻子网站，并惊愕地见到众多寻子家长。他们共同制作了一个失踪孩子花名册，显示深圳、东莞等地十年至少有3000多名男童失踪。我就是带着这本花名册，去探访其他家长的。
在东莞寮步镇，一个叫叶锐聪的9月大男孩在家门口被人强行抢走，家人追赶不及。同镇一个菜市场里，一对潮汕夫妻讲述他们的孩子失踪，声泪俱下，时不时有顾客进来，他们抹掉眼泪，换上笑容。没客人了，他们又泪眼婆娑。
▶我清晰记得我当时的悲伤
这些在珠三角丢失孩子的人，几乎都来自外省乡村，辍学失学，心怀梦想来到城市，他们劳动技能或者资源不足，只能在城郊接合部做着各类小生意，服务其他务工人员，艰难谋生。事实上，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做好父母。在家乡早早结婚生子，孩子交给父母，自己出来打工赚钱，没有任何为人父母的教育和学习。站稳脚跟后，他们把孩子从乡村接到城里，却没有想到城市的巨大风险。
孙海洋念书不错，但家里只有几亩稻田，一贫如洗，他很小就要帮助家里放牛，15岁辍学，去武汉打工。结婚后，他们盘下一个包子店——在底层社会，这种便宜却容易果腹的食品很受欢迎，做包子也是他们当时少有的手艺。
在湖南永顺，孙海洋的爱人自己拎一个包到医院生下孙卓。此后，孙卓一直在湖北省监利市农村和奶奶生活在一起，直到四岁被接去深圳。到深圳第三天晚上，孙卓要离开出租房玩一会，孙海洋当时疲惫不堪，心想孩子就在旁边，没有事。
彭高峰辍学后去当兵，做了一名司机，退伍后来深圳开一家电话超市，利润单薄。孩子来到深圳后，也是在出租房周边玩。彭冬英十岁之前父母双亡，17岁来到深圳，认识从广西来深圳打工的丈夫，结婚成家生子，又租下门面开小卖部。她的孩子也是说下楼去玩一会，她想想没有事。他们住在各自店铺附近的出租房，而不是保卫严格、有摄像头紧盯的城市社区。孩子不愿意在狭小房里，他们都曾以为孩子出去玩一下没有问题，他们都是在乡村长大，满村子跑，傍晚被母亲呼唤回家。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时代已经变了，这不是温情脉脉的熟人社会，这是陌生人构成的城市。人们行色匆匆，都有各自的生活重负，较少顾及他人。当时，彭高峰告诉我，广西藤县一个家里买了两个孩子，我们一起去暗访。确认不是彭文乐后，我们报警把一家子带到派出所。警察后来告诉我，无法查清孩子来源，当地福利院不肯收太小的孩子，两个孩子只能继续留在养父母家里。我还记得当时的震惊和悲伤，但也无能为力。这个县刚刚发生一起恶劣事件——2008年2月，一个妇女抱走一个叫莫洪涛的两岁半男童，乘出租车到车站外逃。莫的母亲，也是一名小商贩，孩子被拐后，她曾数次尝试自杀。
和彭高峰分开时，我突然有某种感觉，说我们一定可以找到文乐。他说我在哄他，我说文乐相貌奇特，眉眼宽广，三岁多的孩子看着像一个大孩子，让人见了就不会忘记。2008年11月，我发表了《南中国男童拐卖链条》《孙海洋寻子》和《买来的幸福》这三篇调查，引发众多海外媒体关注。
2009年11月，公安部指出儿童失踪最初几个小时正是解救孩子的黄金时间，停止24小时后才能立案的错误做法，并重新规定凡是接报儿童失踪和被拐的案件，要立即立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公安部决心建立一个全国拐卖案件DNA库，使用信息化和科技手段，实现快速、高效查找被拐儿童。
我转而忙于其他事务，但收藏了彭文乐的一张照片。
▶买孩子的都是一些什么人
2010年，微博横空出世，帮助中国人搭建了一个发表意见，又能连接彼此的平台。9月的一个晚上，我想起彭文乐，将他的照片发到微博上，希望互联网能创造奇迹，帮助找到彭文乐。每到中秋春节，就再转发一遍，拜托返乡的人看看身边有没有这个孩子，获得多位明星转发。除夕夜的前一天，有人在江苏邳州一个乡镇里看到了彭文乐，并打电话给他的父亲。2011年2月8日，大年初四，我们带回了文乐。更大收获是打拐成为人心所向。
2014年，刘德华、黄渤、赵薇等一众顶流明星拍下电影《亲爱的》，寻子家长们的跋山涉水和撕心裂肺，令无数中国人心碎，打拐和保护孩子进一步深入人心。我们发现，抱走文乐的黑夹克男子就是文乐后来的“养父”，他为什么要铤而走险，从深圳抱回来文乐呢？警方称，该男子身患癌症，想找一个儿子以后可以赡养他的妻子。
而孙卓的“养母”诉苦说家里只有两个女儿，而女儿始终要嫁出去，是别人家里的人，家里就绝后了，被人欺负也没有人出头，她受不了外人轻蔑的眼神。孙海洋也曾感觉孩子可能就在广东潮汕、福建或山东，他说这些地区比较重视家有男丁，保家族香火传递。另外，中国人信奉“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找一个男孩来养老，也是男童拐卖的主因。
儿童安全基金收集的数据也表明，被拐男童基本上都在4岁以下，买主就是要没有形成记忆的孩子，方便训练孩子建立对买主家庭的忠诚，实现未来服务家庭的闭环。
数千年以来，中国家庭深信家庭养老，有至少一个儿子帮助养老，也就是很多中国家庭的一个隐秘梦想。对十年前的县域村镇的家庭来说，花数万元买一个男孩，是一个性价比最优的理性选择。
14年来，海洋一直找不到孙卓，还有一个原因是孙卓已有新的合法身份，他落户黑龙江某市，年龄虚减2岁。严格的户籍制度本来是遏制人口拐卖的最后一道关卡——不是亲生孩子，就没有出生证，也无法在公安户籍部门上户口，就无法上学。一个长期不上学的孩子很容易被发现。
2023年12月，上官正义曝出，他发现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