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报道
新时代的“洋五毛”
策划人： 曾晖
有一批老外，他们关心中国事务，钟情中国文化，惊叹中国的发展变化。他们活跃于中国的社交网络，不吝赞美之词描绘中国，又以“现身说法”的方式揭短西方。
尽管招惹非议，呛声从未断过，甚至还被骂为“洋五毛”。但他们我行我素，乐此不疲，正逐渐成为一股网络舆论中的新锐力量。
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成为他们的粉丝，人们惊呼：“一批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成为‘自干五’，这是什么精神？”
不管是“真五毛”，还是真学术，不管你位于“奇石”的哪一端，亦或你探讨的是“正能量”中国，还是“负能量”中国，引致的关注和眼光，都将一直持续。
走进“具体”的中国
文_本刊记者 刘霄
美国非虚构类作家何伟将中国比喻为一块奇石，每个人都能看出不同的样子。在中国快速崛起的进程里，西方社会眼中有关中国的镜像复杂万千，有类似于何伟、欧逸文这样的作家，走入“具体”的中国冷静旁观，也有西方媒体“远观式”的负面评论。
令我们格外注意的是，一些西方人士走入到中国语境，他们倾心于“中国式”道路的成功，或直接参与中国的社交网络，传播他们对中国模式的见解；或进入中国的高校从事研究教学工作，在学术界发出力挺中国的声音；或抓住这个变革中的国度，出版与中国有关的书籍，在意见市场上为中国“背书”。
“国家队”与“个体户”
前NBA篮球运动员，美国人马布里在去年国庆，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我骄傲，中国，65岁生日快乐，能成为你的一部分，我骄傲！”还附了一张自己在人民大会堂里微笑站立的照片，红色的锦旗和鲜明的国徽，更映得这个美国大黑个儿的显眼。
作为CBA的外援，网友们纷纷出来起哄：马布里也是蛮拼的，是史上最称职的外援，快给他北京户口。
像马布里这样热爱中国并供职于中国的，不只在体育界。
一些被称之为“洋五毛”的外籍人士，加入对中国公共事务的讨论中来，与公知们对垒唱反调，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英国人罗思义(John Ross)便是其中很典型的一位。
这位在新浪微博上被认证为前伦敦经济政策署署长的英国人，拥有51万的粉丝，在互联网世界里可以算作“中V”，现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学院的高级研究员。
在人大重阳官网的介绍中，该机构是一所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聘请了多名外国的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研究员。人大重阳还雇佣了第一位全职在中国智库工作的美国人欧永鸣。
虽然在具有国家背景的机构里任职，罗思义可不是一位安稳坐在书房里的“出世”学者，可以说他是一个颇爱凑热闹的外籍人士。
罗思义在微博上的节奏是，一天至少发七八条微博，还分了中英两个版本，话题从中国经济到政治体制，从香港“占中”到实现中国梦，从支持偶像李宇春到晒英国美食。当然，少不了和公知们的较劲。
去年，关于香港的一条微博，可能是他在中国互联网里，赢得最大的一次关注。“英国在其统治香港的150年间从来没给过港人真正的民主，也从未进行过任何形式的特首普选。英国政府现在发表这些虚伪的外交辞令，完全是在煽风点火。”
这条微博还配了一张应景的照片，是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迎风飘扬，因正值香港“占中”事态升级，该微博被迅速转发，获得了20多万转评，支持叫好的人占了绝大多数。
他博客的文章多数内容是在力挺中国，如“中国人权记录世界最好”、“邓小平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共产党领导。”
与罗思义一样，一些外国学者，在具有中国国家背景的研究机构和高校中任职，浓重的中国色彩，在他们的学术生涯中铺展开来。
在清华大学研究新儒学的加拿大人贝淡宁，被美国《外交杂志》形容为“中国的辩护士”；美国独立金融分析人士何思文，也在四月网上开设专栏，为中国政府开药方——“外媒专业黑中国怎么破”； 哈佛政治学教授裴宜理，认为毛泽东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打下坚实基础，这让中国的拥毛派们欢呼雀跃。
外国人在中国互联网江湖里评述中国，有罗思义这样具有国家背景的专家，也有一些无组织的“个体户”。如有一些同样被打上“洋五毛”标签的外国人，德国人雷克、日本学者加藤嘉一，在互联网社交空间里，他们甚至比“国家队”的“洋五毛”们还要活跃。
前赴后继来中国
马布里和罗思义这样的外籍人士，从来都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中国某著名的左翼论坛，美国学者阳和平发表过演讲，“中国崛起，争霸还是反霸”，一口流利的中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世界形势，“毛主席说帝国主义就是纸老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被称之为美国“红二代”的阳和平，背景很特殊。父母都是抗战年代在中国生活的美国人，也就是中国政府认定的“白求恩式”共产主义友人。从小在中国长大的他，经历过大跃进、文革、上山下乡等重大历史节点，对中国有着不同常人的理解，他曾坦言很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平等。
同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曾是英国共产党理论刊物《今日马克思主义》编辑。饱受争议的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就是他的作品，作为一名中国道路的欣赏者，对西方文明的厌倦，让他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
在被戏称为“洋五毛”的外国人士里，英国人戴雨果应该是学院派气息最浓的一位。和马丁·雅克一样，他对当代西方文明的困顿和反思，都映照在了对中国路径的高度关注和肯定之上。
戴雨果第一次来中国时是1972年，正值文革，那时他对这个国家没有任何好感。而之后三十年的中国剧变，让他急速转变对中国的看法。现在，戴雨果每年都要来中国好几次。
很难通过一个人的言论和理论去判定他的动机，我们只能通过公开资料发现，这些被称之为“洋五毛”的外籍人士，在背景上与中国确实结有不解之缘。
罗思义不仅是一位经济学者，而且曾是一名左翼青年。他早年是“英国社会主义行动”成员，该组织被认为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托洛斯基派。没有人能确定，他对中国的处处点赞，是否源于他年轻时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情怀。在一次采访中，他对于自己参与左翼运动的经历，自嘲道：“年轻人如果没有这些愚蠢的经历，就没有真正活过。”
贝淡宁的妻子是中国人，在高盛任高管，岳父则是高级干部；裴宜理1948年就出生在炮轰中的上海，从小就在饭桌上听父母和友人探讨中国革命；罗思义在1992年就开始关注中国，在他眼里，自己十几年前就开始“为中国说好话了”。马丁·雅克对马克思主义的情节，戴雨果对西方文明的冷思考，都更助我们寻迹去理解这些外籍人士对中国所持态度的逻辑。
中国，一座开发不完的富矿
今天谈论中国的话语空间，和国内的阶层割裂一样，在不同的外籍人士身上，也呈现出分化的特点。有人循着学术的规律和方法在圆圈之内论证他们眼中的中国，有人像罗思义一样，另辟蹊径走入民间话语的疆界，和社交网络上的国人面对面地过招。
被人们称之为“洋五毛”的人，可以是知名大学的教授，可以是四肢发达的外籍运动员，也可以是理论不成体系的草根作家。
而中国，这个急速变革的国度，给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谈资，更是曝光度、经济利益和褒贬不一的是非评断。
在互联网世界，对罗思义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喜欢他的人，认为他在用真学术驳斥公知，不喜欢他的人，就觉得他是“假洋鬼子”，是拿计件工资的五毛。
媒体人文山娃调侃：“罗思义先生如果是真左派倒也可爱，但他只不过是一个勤快又笨拙的宣传工作承包商。”大V老榕不仅质疑罗思义副市长身份造假，还说：“你真是牛津大学毕业的吗，牛津应该为给你颁发学位而致歉。”
而于威斯敏斯特大学任教的戴雨果，是该校中国传媒中心的主任，和中国学术界、媒体界的人士保持着亲密的交往，他甚至和清华教授合著《如何应对西方记者》，传授中国新闻发言人应对西方记者之技巧，并坦言外国人也可以有“中国梦”。
当他们在谈论中国时，收获了骂声，也收获了赞美，虽然在学术界他们多是同行批判的对象。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他们的热度和关注度未减，没有因此而失去任何实质利益。
不管是对中国的“公知”，还是外国的“五毛”，在当下探讨中国，谈论中国本身就是一座开发不完的富矿。不管是“真五毛”，还是真学术，不管你位于“奇石”的哪一端，亦或你探讨的是“正能量”中国，还是“负能量”中国，引致的关注和眼光，都将一直持续。
“我的信念是：只要你所看到中国政府做的积极的、值得好好鼓励的，我会好好鼓励；看到值得批评的，我就批评。我没有必要迎合中国政府，也没有必要排斥他所做的好的东西。”
加藤嘉一：我不知道什么是五毛
文_本刊记者 张薇 发自北京
从2003年非典期间来华，到2012年南京风波后离华赴美，加藤嘉一在中国生活了近9年。
他曾写道：“若说伊豆是我人生的起点，那么，北京是我成长的起点。若说日本是我身份的归宿，那么，中国是我命运的源头。”
某种意义上，正是中国成就了加藤嘉一。在日本几乎寂寂无闻的他，却是中国媒体的宠儿，被称为“当代遣唐使”、“中国最有名的日本人”。
然而，南京“失言”成了加藤旅华生涯的滑铁卢，作为告别之行的校园巡回演讲被紧急叫停。面对舆论的口诛笔伐，加藤最担心的是被中国封杀，那他的命运就结束了。
离华赴美，不是南京风波后的无奈之举，而是按部就班的计划。加藤认为，从太平洋对岸瞭望中国，可以使对中国的观察和解释更加准确客观。“我不是为了抛弃中国而奔赴美国，而是为了深化我与中国之间的情感联系，更加客观、冷静地观察中国，解释中国，参与中国。”
我与中国是绝配
“想念这里了？”记者问。
加藤立刻笑了：“一直很想念。”
面前的加藤白皙清秀，眼神清亮而自信。“我正在写一本关注中国政治发展的日文书，这次回北京查资料，顺便见一些朋友，感受下北京的氛围。”加藤略带京味儿的普通话说得很溜。
加藤离华赴美众所周知，但他在美国身份如何，坊间却流传不同的版本。有人说他在哈佛蹭课旁听，也有人说他是客座教授。
记者向加藤本人求证，他表示自己其实是访问学者，之前两年在哈佛，最后这一年在霍普金斯。加藤递给记者的英文名片上写着，约翰霍普金斯国际研究院，中国研究访问学者。
身在美国，与中国相关的议题仍是他访学的重点。他和美国学者切磋讨论，采访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和东亚问题，其中包括提出历史终结论、成功预言冷战结束的福山。
有趣的是，在福山出版的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里，这名曾经高举民主大旗的学者如今却走到自己观点的对立面，开始声讨自由民主暴露出的各种问题。加藤说，福山关注跟民主相关的两大政治主题，一是美国的自由民主未来怎样发展，二是中国未来怎么走。他本人和福山一样，聚焦中国作为一个模式、体制、范式，未来的走向和方向。
除了同美国学者交流，加藤也积极地了解走出去的中国学生，他们在观察什么，思考什么。“和中国留学生相处聊天吃饭，是我在美国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加藤实践着中国古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喜欢泡在大学图书馆里读英文书，看美国人怎么写中国。也利用在美国的机会，去往古巴、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通过多比较的角度立体地了解中国。
作为访问学者，加藤没有固定任务，定期不定期地在大学里做报告。从波士顿的哈佛到华盛顿的霍普金斯，加藤知道两个城市的特点很不一样，也知道如何对待这种不同。“我了解华盛顿城市的特别，现在我更加关注他们的智库是怎样影响决策，美国智库如何研究中国的。”
加藤确实在以自己的行动去证明，他离开中国的时候说的那句话：“无论如何，我与中国是绝配的。”
官员是值得同情的“弱势群体”
“几年前我还在中国的时候，就提出来官员以后将是‘弱势群体’”，加藤一边说，一边俏皮地举起双手，弯曲食指和中指打了一个引号的手势，“官员不可能是弱势群体，但说弱势群体的意思是，你们不要以为那么好当，以后官员不好当。”
当时，加藤发现受金融危机影响，好多大学生担心就业，争先恐后地报考相对稳定的公务员。面对“公务员热”的现象，加藤进行了“冷”思考。他的角度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民公众对公务员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公务员不仅要面对体制内的压力，上司的压力，也要面对社会的要求，舆论的监督。
“我认为自己当时的观点是对的，现在看来更是如此。”对于自己的“神预测”，加藤有一点得意，“但那时候我并没有想到反腐，周永康落马超过我的预期。”
加藤提起一段“旧闻”。在北大读大学那会儿，有些同学跟他讲，不腐败干嘛当官，哎哟你当官员腐败一点有什么不好，否则为什么要当官员呢？他们不会说我要腐败，而是潜意识里认为当官员享受一点特权，是理所应当。
“我周围的朋友，落马也不少”，加藤笑了笑，接着说：“这些官员朋友，他们很担心啊。他们不敢戴手表，不敢抽中华，很多朋友房子都卖掉了，他们真的很害怕了。”
官员不仅在反腐风暴中恐惧不安，还要时刻面对民众和媒体的监督。加藤说，我不认为中国媒体反腐报道少，中国老百姓对官员动态观察力度也远远高于美日。落马后的政治风险和成本，中国比日本大很多。在日本罚款、坐一段时间牢，都有可能回到原来位置。在中国一旦落马，就很难回来。
加藤有些同情这些作为“弱势群体”的官员，他认为现在中国官员要想的问题前所未有的多和复杂。“官员不搞政绩则已，搞政绩就要请人吃饭，要被人请客，越是地方就越是如此。但是你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纪委调查的对象。官员好当吗？你既要政绩，又要管控风险的能力，很多时候你被查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已经被牵连上什么了。”
自称“为中国卖命”的加藤忍不住发表观点：“如何让广大官员在反腐的恐惧当中发挥应有的积极性，正确处理改革与反腐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中国未来的改革非常重要。”
什么是“五毛”？
在中国，加藤被网友戏称为“日本五毛”，甚至连一些日本网友也认为，加藤嘉一是为中国舆论工作服务于中国政府的。
南京“失言”风波发生前，加藤在中国政府和民众之间保持着高超的平衡。他的观点让人印象深刻，但不招人讨厌。他经常强调自己局外人的身份，“当局者迷”，而他却可以比较超脱地表达自己作为局外人的看法。
曾经有记者问他，那些我们中国人都搞不清楚、甚至不敢轻易评论的事情，你作为日本人为什么能来谈？
加藤的回答是，我能保持平衡。在这一点上，我跟韩寒一样，我们始终都在贯彻、表达政府需要的东西，所以有关部门不会找我麻烦。中国的各个部门始终对我很友好，他们一直鼓励我，甚至感谢我勇敢发表观点。
加藤被称做“五毛”，与他“力挺”中国政府的言论有关。他曾对中国大学生说，你没资格抱怨政府，中国的教育体制为你节省了三分之二的费用。2005年北京爆发反日游行，加藤混进游行队伍，并在连线凤凰卫视时表示：希望日本某些政治家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端正态度。
然而，当记者与他面对面询问：“加藤，知道有人说你是‘洋五毛’吗？”他一脸茫然，想了几秒：“我不知道，请你告诉我什么是‘洋五毛’。”
“洋是外国人意思，‘五毛’是指站在政府的立场，为政府说话的人。”记者解释道。
加藤表示并不认同自己是“洋五毛”的说法：“我的信念是只要你所看到中国政府做的积极的、值得好好鼓励的，我会好好鼓励。看到值得批评的，我就批评。我没有必要迎合中国政府，也没有必要排斥他所做的好的东西。”
“如果有人说我是个“洋五毛”，我也无所谓，请各位随便评价，我也不在乎。但是我的信念是，不能为批评而批评，也不能为表扬而表扬。至于有人说我是洋五毛，是他们的问题。”加藤双手一摊，有点无奈。
“你知道我当时同时撰稿给南方周末和环球时报，很多人批评我。但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好好地虚心了解，尽量真实了解中国实实在在的人和政策。只要有利于了解中国，无论是哪份报纸，我都一定要从一个非意识形态化的角度去了解、接触、碰撞。”
“我记得我在环球时报上写过《否定体制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我当时确实认为否定体制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很多人看到，加藤嘉一把这句话在环球时报上说了，是在为中国辩护，为政府辩护。我认为各位都有批评我的自由，我从来不反驳。我是尊重各位说话的权力，我被骂已经习惯，大家随便自由地批评。”
我希望活得跟漫画一样
“一部漫画，主人公都是顺利的，那我觉得这没什么意思。有困惑，有折腾，有曲折，才有趣。我希望应该活得跟漫画一样有意思，别人才愿意读你的故事。”
加藤的人生轨迹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日本的18年是一曲“苦难和奋斗”的二重奏，来华9年的“欢乐颂”里也掺杂着学历造假质疑和“两面派”指责的杂音。
加藤曾经的好友，日本知名华人李小牧发表《致中国最红的日本人加藤嘉一的公开信》，指责他是“在中国讲日本的坏话，在日本讲中国的坏话”的两面派。
对此加藤不以为然，认为这只是不同场合、不同主题下表达角度和尺度的问题。“我不认同两面派的说法，但是对于他们这么说的本身，我可以尊重。我也愿意把他们作为对我自己的提醒，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我需要不断的磨练，怎样表达才有说服力，怎样表达才能引起有建设性的讨论。感谢大家对我的批评。”
3年访美的时光，将加藤打磨得更加成熟和从容，即使回答这些可能引起尴尬的问题，他的语气和表情也一直非常平静。访美即将结束，加藤没有下一步的计划，“计划有时会束缚你的想象力，让你看不见很多充满变数意外的缘分和机会，所以我现在尽量把脑子变成空白。”
不去计划并不意味着无所适从，加藤始终明白他的人生方向——影响政策。“有段时间我确实认为，只有从政才能影响政策。但我后来发现很多社会人士是通过自己的渠道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影响社会影响舆论影响下一代。”加藤觉得他的大方向越来越平稳，心态也越来越平常，“经过几年的游学，我看到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中的一种，是为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