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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震晚年给老战友钟期光扫墓,回头对夫人说:上面应该再加个名字<扫墓简称什么名字>

张震晚年给老战友钟期光扫墓,回头对夫人说:上面应该再加个名字

1991年5月22日,开国上将钟期光去世,享年83岁。

根据钟期光将军生平遗愿,家人们把他葬在他生平奋斗过的地方——江苏溧阳西山烈士陵园,这里是当年新四军在江南建立的第一个根据地。值得一提的是,钟期光将军是与夫人凌奔合葬于此,凌奔去世于1986年9月,享年66岁。

不过,钟期光将军夫妇墓葬的碑上,最初只有将军一个人的名字,后来是源于另外一位老战友来扫墓发现了这个情况,这才改了过来。

这位老战友就是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张震。

张震晚年曾携夫人马龄松两次到溧阳为老战友扫墓,第一次去时他就很不高兴,因为钟期光将军的夫人凌奔也是一位老新四军战士,她也为新中国成立、建设立下过功劳,不应该被忘记。

张震回头对夫人马龄松说:

“凌奔同志是新四军老战士,应该把她的名字也加上。”

在张震提醒后,钟期光将军的家人在墓碑上添上了凌奔的名字。

张震与钟期光同为新四军的战友,两人之间有很深的交情。

1949年2月,华野改称第三野战军时,张震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不久后还兼任了华东军区参谋长),钟期光将军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可后来1955年9月授衔时,张震被授予中将,钟期光则是上将。而两人在1952年行政评级时都是副兵团级。

不少人都奇怪,这其中究竟有什么缘由?

其实,这也很好解释。

张震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是后来提拔上来的,最初解放战争爆发初期,张震任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当时钟期光是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1947年1月,华中、山东两大野战军合并后,华中野战军所有正职几乎都改任副职,像张震率领的九纵与二纵合并成立新的二纵,张震任二纵副司令员,而钟期光则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

“七月分兵”后,华野在南麻临朐战役中失利,粟裕遭遇各方面批评,唯独张震有不同看法,他从战术方面详述了我军失利的原因,粟裕意识到张震头脑聪慧,后来有意提拔他作为自己的帮手。

从1948年3月起,张震陆续出任了华野一兵团参谋长,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由于当时华野参谋长陈士榘不在野司,而是作为兵团司令在外,所以华野司令部的参谋工作整体是张震在负责。

包括后来豫东战役、淮海战役,也是张震辅助粟裕指挥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到1949年2月,第三野战军成立兵团后,陈士榘出任第八兵团司令员,不再兼任野司参谋长,张震则转正,正式出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的原因。

相比之下,钟期光一直很低调,他和唐亮(华野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性格上还有相似之处,两人都是我军政治工作代表的典范。

就在陈士榘率领三、八、十纵队作战期间,唐亮也不在野司,而是与陈士榘一起率领部队在前线(所以有陈唐兵团的称谓),所以当时华野野司的政治工作,是陈老总负总责,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辅助(实际上是以副职身份兼正职工作)。

也因为在战争年代,能打仗的军事干部比较容易脱颖而出,像负责政治工作的唐亮、钟期光等将军反倒有些默默无闻。

据说1947年2月莱芜战役后,时任华野副政治部主任的钟期光乘车到野司开会,结果路上被一群伤兵拦住,要求钟期光先把车派给他们送伤员。

钟期光那时也有紧急任务,于是提出先把他送到野司,然后再派车送他们,不料就是他这一句话惹怒了伤员,被一受伤的连长揪下来,连衣服上的纽扣也拽掉了。后来这个连长得知自己打了大官,一下子也慌了。

后来调查得知,打人的连长是六纵的,时任六纵政委的江渭清大怒之下就要严肃处理,司令员王必成也赞同。

可就在这时,钟期光反而亲自出面劝说,不要处分这名连长,还命警卫把他带去吃饭,还专门叮嘱他:

“你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你不必自责,以后要好好修炼。”

钟期光的宽厚让人不禁动容。

与钟期光将军低调不同,夫人凌奔在与他结婚前,那可以称得上是大名鼎鼎。

1920年3月20日,凌奔出生于安徽芜湖一个富裕的家庭,也因为家庭开明,父母对这个女儿的出生十分疼爱,特地给她取了一个名字——黄明英。

之所以后来改名叫凌奔,还和一段故事有关系,我们下面接着谈。

在父母的疼爱下,凌奔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不过凌奔求学期间,日本已经侵占了东三省,1937年更是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她家里的生活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芜湖当地便有热血爱国青年上街散发抗日宣传单,凌奔也逐渐感受到了国家危难,也正因为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凌奔后来结识了她一生的挚友吴友廉。

1941年,凌奔(左)和战友陈日梅合照

吴友廉比凌奔大两岁,也生于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吴友廉本身也是一个新四军老兵,传奇人物,这里不多谈),在芜湖市芜关女子中学读书时结识了凌奔,两人后来成为挚友。

不仅如此,凌奔的父亲黄敬益病故后,加上芜湖沦陷于日寇,也是吴友廉伸出援助之手帮忙。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使得凌奔、吴友廉有机会参加新四军。

1938年5月,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率领部队东进抗日途经茂林,恰好被凌奔、吴友廉看到,当时两人就注意到,新四军部队中还有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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