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58届世界卫生大会提出了全民医疗覆盖（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UHC），其定义是让所有人以负担得起的费用获得关键的促进、预防、治疗和康复医疗干预措施，从而实现医疗资源公平可及。现在，UHC已成为全球和部分国家医疗卫生工作的优先内容，逐步实现UHC被视为改善健康结局和实现所有人口更大的健康公平的重要途径。因此，对当前医疗卫生系统进行详细而准确的评估对于将来的医疗卫生规划至关重要。
获得医疗卫生服务是世界各地医疗卫生体系绩效的核心，获取医疗卫生服务的差异已被证实为健康结局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之一。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被定义为五个具体的维度：1)可获得性，2)可达性，3)便利性，4)可负担性，5)可接受性。可及性可进一步分为空间和非空间可及性，或潜在与实际可及性。前两个维度本质上是空间的，反映了可获得的供方的数量和到达他们的空间成本，而后三个维度本质上是非空间的，反映了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可获得性和可达性的融合被称为“空间可达性”，反映了需方为了获取服务而必须克服的空间成本。空间可达性（即：维度1–2）也可以理解为潜在可及性，它反映了人们可以获取服务的可能性，而实际的可及性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偏好和选择等。作为一个有效的指标，潜在的空间可达性在现有研究中已被广泛用于衡量获得医疗卫生服务的便捷性和公平性。
随着医疗保险系统的完善，医疗资源的空间可达性越来越受到关注。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查，在过去的20年间，人们获取医疗卫生服务的经济阻碍有了显著改善，而空间阻碍已经成为无法获得及时的医疗卫生服务的主要原因。整体而言，在衡量医疗资源的空间可达性时，有三个因素至关重要：1)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2)人口需求，以及3)地理空间阻碍。服务能力是指每个机构拥有的资源数量，如床位、医生或其他特定设备的数量。人口需求是指可能需要特定服务的人数。地理空间阻碍指的是人口和机构之间的距离对可达性的影响程度，通常使用地理距离或旅行时间来衡量。
目前已有多种方法来测度医疗卫生资源的空间可达性，它们可以大致划分为四类：1)到达最近的供方的空间成本，2)到一组供方的平均空间成本，3)供方与需方的比率（provider-to-population ratios , PPR），以及4)重力模型。虽然空间成本与供应量的结合对于准确评估空间可达性是必要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到最近的供方的空间成本被认为是空间可达性的良好测度手段，特别是在供方的选择有限并且最近的供方被使用的可能性较高的情况下。例如，针对紧急医疗保健和输血服务，孕妇和穷人，在农村地区和中低收入国家，最近的医疗机构是最常被使用的。到一组供方的平均空间成本是通过计算从每个需求点到所有供方的空间成本之和，然后求平均值得到的。这种方法很少被使用，因为它高估了位于研究区域边缘的供方的影响。PPR是行政边界内的供需比，由于其计算方法简便，是应用最广泛的空间可达性测算方法。然而，PPR无法体现行政边界内的差异，也没有考虑跨边界的供需之间的相互作用。重力模型克服了PPR的缺点，理论上更稳健，但它也很复杂，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