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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恒 范城恺
一、70年各省市财政排名变化的特征中国经济不是纯粹的西方经济学，而是政治经济学，财政是集中体现。地方财政收入取决于其经济基础和财政体制。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农业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从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到分税制。这一系列体制的变革直接影响了各地的财政收入。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高度相关。2001年至今，财政收入前五名为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和山东。其中，广东、江苏、浙江和山东财政收入排名与地方GDP排名基本匹配，体现地方财政收入水平与地区整体经济活动水平密切相关；而上海GDP自2011年起已跌出前十，但其发达的房地产、批发零售、金融、商务服务、交通运输等产业财政贡献率高，使其财政收入保持前五。东北财政历经兴衰，背后是经济体制之变。改革开放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东北经济发展领先全国，财政收入排名靠前。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使东北成为新中国的工业摇篮，之后大批工业、制造业落户东北，地区工业经济发展带动财政收入增长。1959年，辽宁财政收入排名跃居前二，仅次于上海，并保持前三水平至1991年；1971年黑龙江财政收入跃居第四，并保持前五至1979年。但改革开放以后，东北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缓慢，传统经济结构老化，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思维导致营商环境较差，国企占比高、人口老龄化突出，市场活力不足，重工业、制造业等产业发展动力不足，导致财政收入相较沿海地区而言增速缓慢。1980年黑龙江财政收入从第五跌出前十榜单，以后再未跻身前十。辽宁财政收入于1992年跌出前三，2000年跌出前五，2015年跌出前十，2023年排全国第14位。沿海地区财政长期相对丰裕，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和山东等沿海地区的财政收入长期名列前茅。1950-1957年，山东、广东、江苏三省财政收入保持前三名，三者间排名或有更替。1959年，上海财政收入突跃榜首，并保持第一至1990年。1991年以后，广东超过上海，位居第一并保持至今，2023年达到1.2万亿元，直接源于广东省GDP长达31年排全国第一。广东凭借纺织、制造、制药、服务等优势产业发展，以及全国第一的人口、丰富资源、技术优势、“珠三角”国家战略优势等实现了连续30年GDP牢居全国第一，因此也占据财政收入榜首。2001年浙江升至前五，2002江苏升至前三。江苏凭借与广东相似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以及其独有的“苏南模式”，经济发展较好。浙江的民营经济活跃，对经济和财政收入的带动作用明显。山东财政收入在1956-1958年一度占据第一位置，此后相继被辽宁、江苏等超越，近年经济转型困难，财政收入排名次于浙江。70年来各省市排名总体情况是：1950-1952山东财政收入排第一；1953-1955年广东第一；1956-1958山东第一；1959-1967上海、辽宁处于第一和第二；1968年上海、山东第一、第二；1969-1982上海、辽宁第一、第二；1983年江苏超过辽宁，上海、江苏、辽宁、山东分列前四；1984年辽宁重回第二，1985江苏第二，1986年上海、江苏、辽宁、广东、浙江、山东排前6；1989年上海、广东、辽宁、江苏分列前四，1990年上海、广东、江苏、辽宁、山东分列前五；1991年广东超过上海，保持第一至今，广东、上海排第一和第二；1996年广东、上海、山东分列前三；2006年江苏超过上海，广东、江苏、上海分列前三；2011年广东、江苏、山东分列前三，上海第四；2016年广东、江苏、上海分列前三，山东第四；2018和2023年广东、江苏、上海分列前三，浙江第四，山东第五。至此，2023年中国各省市财政收入前十名的地区分别为：广东（12651亿元）、江苏（8802）、上海（7165）、浙江（7048）、山东（6527）、北京（5817）、四川（4220）、河南（4042）、河北（3743）、湖北（3388）。二、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历程概要
1949-1978：“统收统支”。1978年以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我国实行统收统支、高度集中的财税体制。中央集中了绝大部分财权、事权，地方基本只能按中央计划行事，缺乏自主性和积极性。
1980-1993：“包干制”。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财政体制作为改革突破口先行一步。1980年、1985年和1988年财政体制经历了重大改革与调整，划分税种、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中央核定各地收支，地方上缴收入或接受补贴，其余部分自主安排，自求平衡）、放权让利，统称“包干制”。“包干制”打破了中央高度集中的僵化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