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3年第6期。作者：孙兴杰，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摘要】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北约被重新激活且再次扩大。美国拜登政府大力推进印太战略，北约与亚太地区的联系强化，且亚太地区出现超越双边的军事合作关系，亚太“北约化”和北约“亚太化”的话题被不断提起。然而，北约作为冷战的产物具有特殊性，冷战结束之后，北约的持续存在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北约具有严格的时空界定和鲜明的文明色彩，是大西洋共同体的重要制度，也是西方国际体系“中心—边缘”结构裂变与重组的产物。中美战略竞争是单一国际体系内的大国关系，而非阵营式对抗，无论是在亚太地区建立“小北约”还是将北约引入亚太地区，其本质在于美国试图将冷战战略强加于对华竞争之中。北约具有地域限制，而亚太地区复杂多元且拒绝阵营对垒，“北约化”只是美国的愿望而非现实。作为概念或者话语，“北约化”需要接受严格细致的历史审视和理论拷问，唯其如此，才能避免预言的自我实现。
【关键词】北约 北约化 亚太 阵营化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北约从“脑死亡”中被激活，成为援助乌克兰的核心力量。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任期届满后再次延任，瑞典和芬兰两个欧洲中立国也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申请加入北约，这意味着北约非但没有“过时”，反而进一步扩大。2023年，北约马德里峰会通过了《北约2030：为新时代而团结》(NATO 2030:United for a New Era)文件，奠定了北约未来十年战略转型的基础。俄乌冲突打破了欧洲自二战结束以来的“长和平”，一场局部的高烈度战争似乎从另外一个侧面印证了北约存在的合法性，而俄罗斯也将俄乌冲突视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大博弈。
俄乌冲突将北约推上了欧洲地缘政治的“前台”，对北约的研究也随之成为热点。值得关注的是，俄乌冲突虽然印证了北约作为大西洋共同体军事同盟组织的合法性，但是美国智库和研究机构似乎更关注北约与亚太地区的关系，尤其是美国如何在欧洲和亚太地区分配战略资源。将北约引向亚太地区的北约“亚太化”和在亚太地区构建类北约多边军事同盟的亚太“北约化”成为最近一段时间来的热门话题。毫无疑问，北约与亚太地区之间的机制化合作，尤其是亚太国家应邀参加北约峰会已然成为现实，诸多北约的欧洲盟国出台了一系列所谓“印太战略”文件，大西洋理事会更是在2023年2月发布了落实北约对华新构想的报告。这是否意味着北约“亚太化”呢？法国等北约成员国坚持北约的地理属性，反对北约在日本设立联络处。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也公开澄清，北约是区域性联盟而非全球性防御组织。与此同时，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推出“印太战略”，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激活并强化了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拜登上台之后，将四边安全对话机制提升到首脑层级，同时建立了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英共同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加上冷战期间已经存在的“五眼联盟”，以及2023年上半年日韩迅疾和解、美日韩戴维营峰会，这一系列组合行动改变了冷战发生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的“辐辏式”双边安全结构，推动了小多边甚至多边安全合作网络的形成，亚太地区是否有可能出现类似北约的军事集团？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最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后冷战时代结束了，美国除了要像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所说的保持自身社会的“健康和活力”，还要编织自己的同盟网络。其中，布林肯提出了“外交可变几何学”(diplomatic variable geometry)的概念，也就是以“问题解决”为导向，构建合适规模和形式的合作伙伴关系。布林肯列举的同盟包括北约、七国集团、美日、美韩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深化的合作关系。亚太地区是中美战略竞争的“主场”，但其和北约、“北约化”之间的关系需要厘清。北约是冷战的产物，但是又跨越了冷战，其背后的战略机理在于阵营化对垒，但其历史根源却超越了冷战的时空框架。如果将“北约”作为一种原型或者方法的话，“北约化”不仅包括区域性多边军事集团的功能性含义，还包括深层次的安全共同体的制度性嵌套和文化认同纽带。而二战后的亚太地区无论其地缘环境和多元文明底色，还是美国的冷战战略设计，都与欧洲大异其趣，“北约化”的逻辑与亚太安全格局凿枘不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