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空人才的培养最早可追溯到晚清时期。清政府在20世纪初就多次选派青年学生赴美、英、法、德、日等国学习飞行技术和飞机制造，如潘世忠、秦国镛、厉汝燕等。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在国内各类航空学校从事教学和管理工作, 他们把在国外所学的军事航空理论和管理经验结合中国实际编写成教材，成为中国近现代航空业的奠基人
晚清时期嘉应留日学生在东京的合影照在早期革命生涯中, 孙中山先生认识到空军对未来战争的重要性, 并在革命活动中积极筹款资助华侨兴办航空实业, 鼓励和组织青年学习航空技术。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 孙中山以两架鸽式单翼飞机为基础设立一个飞行营, 隶属于陆军第三师交通团, 招募有学习飞行技术背景的归国留学生和华侨青年为飞行员[1]。
1911年12月由厉汝燕由国外购回奥国制鸽式飞机两架中国创办专门学校培育航空人才的教育事业开始于北京南苑航空学校的创建。这是中国，乃至亚洲的第一所航校。
南苑航校旧址1913年，飞行营及所属飞机被袁世凯调至北京，归入驻南苑的陆军第三师建制内，设立随营飞行教练班及飞机维修厂，民国政府委派留英专家厉汝燕为飞行总教官兼副厂长，航校已略具雏形。此时，在国外研习航空理论的专家相继归国。
厉汝燕 (1888～1944)，1910年入英国布里斯托尔飞行学校学习，1914年制成水上飞机一架，与潘世忠同为中国早期的飞机设计师。主要著作有《航空学大意》和《世界航空之进化》等时任陆军部首席参事的秦国镛说服总统府顾问莫里逊，得其赞助，将自制飞机模型向袁世凯进呈，请求开办航空学校。同时，总统府顾问、法国驻华公使馆武官白理索（Balliso）也提出“飞潜计划”，建议成立航校，培养飞行人员。
1913年6月，袁世凯决定在南苑开办航空学校，向欧洲列强借款30万银圆，用其中的27万购买了12架高德隆双翼教练机以及维修器材和设备。同时，又拨款6万银圆，在南苑的旧营房以南、校阅场以西，建筑航空学校一所，并将南苑校阅场正式扩建为飞机场，是为南苑机场，这是中国第一个机场。
秦国镛（1876—1940年），1901年留学法国、比利时，1913年任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校长，1917年张勋复辟之时，秦国镛驾机轰击清宫，1923年托病去职，只身南旋，投奔革命军，却不被信任，郁郁返京，转办实业，抗战后，伪满洲傀儡政权和华北伪政权先后以要职劝诱，他以“身为炎黄子孙，绝不做此卖国勾当。”拒绝。1937年，次子秦家柱，空军第四大队二十三中队分队长，于淞沪殉国，秦国镛无法承受丧子之痛，三年后在北京去世。1913年9月，南苑航空学校正式开学，第一期共招学员50名，都是从陆、海军各机关部队的现役军官中选拔。校长和教师多数是由留学归国人员担任, 如第一任校长秦国镛曾留学法国学习飞行技术。
1913年南苑航空学校成立后，由法国购入12架高德隆飞机。其中型号G2型双座3架（不是教练机），单座5架，水机1架，G3型3架。这批飞机于13年7月运到北京，9月航校开学。当年冬天蒙古叛乱, 潘世忠、秦国镛、厉汝燕各驾一架飞机参战，潘世忠驾该机型执行了侦察任务,这是中国第一次利用飞机执行军事任务。后这批飞机流入东北军手中。1923年开始，南苑航空学校还开始从中学生中招收学员。由于连年的军阀混战，导致时局动荡，航校的发展也深受影响，短短数年间，五易首长，以至于正常的教学和训练工作经常被打断，到1925年第四期学员毕业后，南苑航空学校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无力继续招生。1928年5月，随着北洋政府的消亡，南苑航空学校终被撤销。
从1921年春招收第三期学员开始，所使用的教练机改为可由教员带飞的英制爱弗罗（阿弗罗 ）540K型双座教练机和维克斯F.E.2C 维梅教练机（小维梅）。图为航校学员与“爱佛罗”教练机合影在办校的15年时间里，累计招生四期，159名学员学成毕业，加上8名未毕业就被提前聘用的学员，共计培养了167名[2]飞行人才，这些学员，成了日后中国航空事业的骨干，其中有的还成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先驱。
1919年，中国北洋政府决定购买大维梅运输机40架、小维梅教练机35架，及爱弗罗教练机60架，图为维梅的商业运输机型号，又称大维梅该机型是维克斯公司应中方要求专门为中国改制的一种高级教练机。北洋政府共分两次买了35架。于1921年交南苑航空学校作为高级教练机，又称小维梅1921年, 东北军阀张作霖在沈阳创办“东三省航空学校”, 先后从英国、法国购买20架飞机作为学校的教练机和练习机, 聘请法国等外国飞行员做飞行教练，装备 " 阿弗罗 "、" 高德隆 "、" 布雷盖 "（Breguet）教练机。1922年, 航校改名为“东三省陆军航空学校”, 少帅张学良亲自担任校长。东北航校先后招收两批共60名学员, 学制为2年。在培训内容方面, 航校先后开设了飞行、飞机构造学、发动机学、航空学等理论和实践课。航校学员都是从青年军官中挑选而来, 毕业后都被指定出国继续深造[3]。
布雷盖 "Br.14 B2/A2 式轰炸 / 侦察机的彩绘图1923年4月, 云南省督军唐继尧在昆明巫家坝机场设立“云南航空学校”,从法国购买了6架高德隆式教练机投放到学校, 聘请刘沛泉出任第一任校长，同年冬开始在昆明、贵阳两地招生，。云南航空学校是我国历史上首次招收女学员的航校, 如第一批学员中的朝鲜籍女学员权基玉学成毕业后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北伐, 成为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云南航空学校到1935年为止共招收四批学员, 培养出200多名飞行技术人才[4], 成为中国近代航空史上继南苑航空学校和东三省航空学校之后的第三所航空学校。
韩国空军祖母权基玉在云南航校的毕业证1924年9月, 孙中山仿效苏联军队办学模式, 在广州东山大沙头革命航空基地创办“广东军事飞机学校” (1926年后曾数次易名, 但人们一般称之为“广东航空学校”) 。在国共合作形势下, 学校聘请苏联、德国空军军官任教, 校长由苏联顾问、革命军政府航空局代局长李糜将军兼任。广东航空学校与黄埔军校一样是国共合作的成果,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期间举办了两期, 共培养30名学员[5]。学员中既有男学员，又有女学员，既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
常乾坤中将（1904-1973），1925年黄埔军校三期，1926年广州航空学校二期，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一二八”事变后，为应对中日之间可能爆发的全面战争，1932年9月, 南京国民政府在杭州笕桥创办“中央航空学校”（又称笕桥航校）, 培育第一代飞行军官，蒋介石亲自担任校长。学校首先召集学习航空专业和飞行技术的归国人员, 以及就读国内航空院校的学员组成一个高级班。中央航空学校先后有云南航空学校、广东航空学校、广西航空学校等并入, 后设有洛阳、广州等分校[6]。在教学培训方面, 学校采用美国先进的训练方法和飞行技术标准, 对高级班学员进行系统地培训。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 中央航空学校先后陆续开设了机械、照相、轰炸、无线电等专业班, 共培养飞行员700余名, 机械生343名, 无线电、照相、轰炸等专业人才39名[7]。
笕桥航校笕桥航校是中国近代第一所规模最大、组织健全完善，管理最严格的航空人才培训基地。抗战中的飞行员如“空军军魂”的高志航、“红武士”刘粹刚、“飞将军”乐以琴和“江南大地之钢盔”李桂丹基本都是从教或毕业于笕桥航校，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空军的摇篮。
笕桥航校校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全世界没有第二所航空学校会有这样的标语，这是刚走入共和的中国，在敌人逼近的时刻，发出的吼声。中国早期航空学校因受落后的航空工业和经济水平限制, 办学条件比较差, 如部分航校因没有教练机, 只好用自行车来代替, 甚至有些学习飞行的学员到毕业时都还没有摸过飞机[8]。从事航空教育的教学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部分教员并没有经受过系统的专业知识培训和专业训练, 对教学质量形成一定的影响。国内不断变化动荡的形势对航空学校的教学和训练也造成了严重影响, 一些心怀报国热情的高素质教学人员无法施展才华, 甚至成为权力争斗的牺牲品。
[1]育林.中国近代的航空先驱[J].航空知识, 2002 (5) :21-22.
[2]陈清茹.北洋军阀时期的南苑航校 (1913—1928) [J].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6 (2) :79-81.
[3一玄, 攀登.张学良与东北空军的兴衰[J].北京党史, 2000 (2) :43-46.
[4]郭振华.历史上的云南航空学校[J].云南档案, 2010 (10) :27-28.
[5]赵元孚.国共合作时期的广东航空[J].航空史研究, 1996 (3) :1-7.
[6]朱汉国, 杨群.中华民国史:第四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36.
[7]何应钦.对五届三中全会军事报告·何上将抗战时期军事报告[G]//民国丛书:第二编.1948年版影印版.上海:上海书店, 1990:38.
[8]韩荣钧.民国边疆地区的航空教育[J].滨州学院学报, 2017 (1) :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