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梁瑀可
编辑 | 姜妍
站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端，我们对于时间的感受似乎正在发生摇摆。一方面，在新冠疫情影响全球、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当下，以分秒计的信息更新速度让我们居于永恒的变动之中，时间日复一日加速，数字被不断更改，新闻被不断翻转。另一方面，在民粹持续崛起、社会持续分裂、气候持续变暖的大势当中，对个体而言时间仿佛被拉长了，我们浮滞于一种新的常态之中，对于来路去路均不甚明朗。我们于是希冀向时间求得关于时间的答案，即向历史回望。
回望20世纪下半叶，80年代夹在革命历史与开放历史之间、政治叙事与市场叙事之间，因其巨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而闪耀着令人目眩的独特光芒。当怀念80年代蔚然成风，另一种声音也出现了，不断提醒我们80年代激情的不可能重复与不值得重复，人类学家项飚用鲁迅的“心里不禁起疑”形容他对于80年代的感情。夹在80年代和新世纪之间的，是一个被低估的十年；当“90后”一词从老一辈对年轻人的指代变成更年轻一辈对“老人”的称呼，我们似乎还没能停下对80年代的追忆和惋惜，给予1990-2000这巨大变动的十年以足够的关注。
如果说80年代一再被重提的原因，在于走出了文革阴影、投入改革开放怀抱的中国和中国人的解放与自由，在于李泽厚对个体存在与价值（而非宏大集体话语）的强调成为某种精神召唤，那么在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中国的体制变革、经济发展、思潮更迭甚至港澳回归，无疑同样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在这十年中，中国人日常生活经验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下岗到下海，从单位到企业，从肯德基到商业保险，从日常消费到农民进城……
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中，在全球化席卷的大背景之下，中国的劳动者一方面投入应对体制改革、企业改制、饭碗由铁变回瓷的凶险、痛苦和机遇，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滑向充满着困惑、混乱与无限可能的市场之海。东北的阵痛与深圳的崛起遥相呼应，农民工进城与三峡大坝移民交织流动，港澳回归、加入WTO与申奥反映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期待与诉求，亦有国际政治的草蛇灰线隐埋其中。
文化方面，中国知识界走向了“思想隐退，学术凸显”的专业细分之路，80年代的先锋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褪去了先锋的亮色，王朔和王蒙奋力撕毁崇高的面具，歌舞厅、游戏厅等“厅”在大街小巷出现，以《我爱我家》《渴望》为代表的平民文化方兴未艾，第五代导演正尝试在夹缝中寻找中国叙事的方式，现代艺术正向当代艺术转型，“艺术品市场”“策展人”“双年展”“美术馆”等名词如雨后春笋般在九十年代出现并流行。
前有査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和北岛主编的《七十年代》为人们所熟知——试图通过一系列人物的对话或者自述，还原那两个风云变幻的二十年中的社会情境、主要问题及价值观念。界面文化在2023年推出“90年代”专题，在怀念80年代的浪潮至今仍未式微之时，试图带领读者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重新认识那个深具转折意味的、塑造了我们今日生活基本样貌的90年代。
今天推出的是该系列的第九篇：《重返九十年代之东北俗文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人欢聚一堂的除夕夜里除了热气腾腾的年夜饭，恐怕还少不了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以及总在春晚黄金时段出现的那个戴着中山帽、微拢着腰、走一步瘸两步的赵本山。
这个来自辽宁的二人转演员，当时可能做梦都想不到有一天自己会火遍全中国，且长达二十余年，他不仅在春晚上让亿万观众收获欢乐，在互联网尚不发达的年代为国人提供流行段子和经典语，还以自己的形象为中心创作了一系列影视作品，如《刘老根》、《马大帅》、《乡村爱情》等，其中一些屡创收视奇迹。他捧红了一批二人转演员，为他们提供演出机会和剧场舞台。
赵本山所构建的和喜剧文化有关的一系列衍生品成为了一种鲜明的文化现象，余秋雨曾经说，“在这充满欢乐的年代，你可以无视赵本山，却不能无视几亿人民对于欢乐的选择。”
为什么赵本山可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他代表的东北文化，甚至是略带土气、俗气的民间艺术，如何焕发出了旺盛的生命力？除了赵本山，还有哪些东北艺人获得了别样的瞩目？在重工业日已凋零的东北三省，以幽默和自嘲为主的文艺圈却成为“东北复兴”的中坚力量，这是悲歌下的集体狂欢，还是一种自我嘲解？我们试图去理解他们，或许就理解了东北，也能瞥见经历中国剧烈转型期下那些活生生的个人。
1、“不合时宜的人”赵本山出生于辽宁铁岭，家境贫寒、母亲早逝，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他自幼跟着盲人二叔学艺，拉二胡、吹唢呐、抛手绢儿等东北二人转必备的手艺样样精通，长大后随剧团演出。1986年前后，赵本山凭借演出《摔三弦》成了东北文艺圈里的名人。从那时起，他的演出形象就已经基本定下了——戴着八角帽、一身中山装，说话歪着嘴，老和蔫儿是其基调。不论是首登春晚的小品《相亲》，还是后来红极一时的《牛大叔提干》、《红高粱模特队》、《昨天、今天、明天》，都延续了他一贯的舞台装束风格。
但赵本山的气质不是一开始就被央视接受的，他在上春晚前碰了好几次钉子，电视台领导不是觉得他太“蔫”不符合春晚喜气洋洋的气氛，就是担心他的本子东北腔调太严重，南方观众听不懂。最后是姜昆竭力推荐赵本山，他才又获得了一次试演机会，那是1990年，中国正受到新市场、新文化的不断冲击，人们的精神思想逐渐丰富，接受程度更加多元，央视春晚舞台上出现了很多新的面孔。
小品《相亲》这一年，赵本山带来了他在春晚上的第一个作品《相亲》，讲述的是老年人黄昏恋的故事，剧本是晚会小品负责人王景愚与原作者张超共同突击修改的：一是将小品的名称从原来多少有些暧昧色彩的“老有少心”更换为正经得多的“相亲”，二是结尾有一点近乎荤段子的对白被全部删除，替换为一句“结婚前都上东北吃喜糖去啊！”
男唱：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被人冷落的小草，又是寂寞，又是烦恼，你说我的心情它呀怎么能够好！
赵本山：小伙儿今年三十整，媳妇问题还是零，没媳妇的日子不好过，洗衣做饭不用说，晚上还没人暖被窝。隔壁媒婆儿来撮合，说邻村姑娘挺不错，说啥也得试一下。这不今儿个约好公园见个面，第一次开始地下工作！接头暗号，看《XX晚报》！
黄晓娟：姑娘今年二十八，一朵鲜花要砻拉。今天来相亲，心里是七上八下。为啥？因为我这长相跟实际年龄有一定偏差，不知道还以为我是三十八。不行还得再收拾一下。当户理红妆，对镜贴花黄，化妆和不化妆的效果就是不一样，我这一收拾还真有点七仙女下凡的模样！接头暗号《XX晚报》！
——1990年春晚《相亲》
这种文本的修改是为了迎合主流趣味进行的有意删减，赵本山运用了二人转表演的喜剧技巧，迅速获得了观众的认可。大家看到徐老蔫的“二流子”形象很容易会心一笑，一方面由于赵本山本人精湛的表演技能，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形象确实符合当时人们对农村的记忆，让这个人物给人感觉很真实、有趣。
九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迅速变革的时代，工业化已经颇具规模，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市场化、城镇化快速崛起，而这种发展只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在人们鲜明的青春记忆或是在父辈的生活经验中，中国还是一片广袤的土地，与农村大地息息相关，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型只发生在短短一两代人身上。因此，代表农村形象的人物对当时的人民群众来说并未久远，整个国家的社会结构都相对单一，文化娱乐资源稀缺，人们很容易拥有相同的集体记忆。这也是赵本山打造的农村二流子形象之所以被人们熟悉、能够在如此广泛的空间得到传播的原因，他引起了全国观众的共鸣。
一顶永远扶不正的“钱广帽”，一身灰不拉几的破衣裳，便是赵本山在舞台上全部家当。他在《鲁豫有约》的一次采访中提及，那顶数十年如一日的破旧八角帽，是对电影《青松岭》里反面人物钱广的模仿——一个阶级斗争时期不可救药的敌人。1990年央视春节晚会的编导们决意招募赵本山时，曾试图改变男主角的“农村”、“二混子”特质，以塑造一个符合经典意识形态规约的“健康”地方农民。但这种改写并不成功，在此后两三年的春晚小品里，赵本山所饰角色的“二混子”习气依然颇为明显。
不光是装扮，赵本山在小品中使用的也都是农业时代的语言，是过去的语境。这种形象和语言上的错位，从喜剧创作手法上来讲，是为了引起对比和反差，方便抖包袱的效果。反讽、怪诞、正话反说是二人转经常用到的创作手法，但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刘岩看来，这种反差还别具一番深意，他认为观众之所以对这种错位买账，实际上是另一种主体性的生成，在笑声中，观众自然而然的把自己与赵本山区别开来了。
1999年的春晚小品《昨天、今天、明天》里这种反差特别明显，主人公总是踩不上现代化的点儿，无力与时代一起进步。崔永元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语重心长的让老百姓“讲自己的故事”，但是宋丹丹和赵本山一开场便是与自身身份不符地、有关天下大势的顺口溜。
九八、九八、不得了！
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
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
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
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
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
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
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
——《昨天、今天、明天》
小品里赵本山的话语系统一旦试图表述今天的事物和观念，或是使用当下的新词，他就会出错，就会闹笑话，产生喜剧效果。
小品《昨天、今天、明天》 图片来源：豆瓣刘岩在《历史、记忆、生产——东北老工业基地文化研究》一书中写道，这些内容不仅是时代的意识形态流绪，语体风格也是极易辨认的五六十年代“新民歌体”。两个东北农民的个体生命完全被一种经典的宏大叙事所编码——甚至连个人化的爱情故事也要借助政治修辞“薅社会主义羊毛”来讲述。谁能想象把铁岭称作“大城市”，把美容表述为“做个拉皮，拍个黄瓜”，把秋波诠释为“秋天的菠菜”的人可以真正走进“明天”，走进“新世纪”？
不合时宜性贯穿了赵本山小品的始终，除了白云黑土的“新世纪宣言”，还有红高粱模特队里农民子女走猫步的情形，范伟饰演的导演在训练时希望模特队展现的国际T台名模风格，都被赵本山扮演的乡长解读为喷农药等农活儿。
刘岩认为，当电视机前的观众捧腹大笑的时候，他们取笑的是这个世界的“不合时宜者”、“淘汰者”——当掌声响起之际，当电视画面在他者的憨态和“主流社会”的笑脸间切换之际，无疑，一种主体位置出现了：无数看着笑着的个体（及家庭）不但将自己与那被看被笑的他者——时代的落伍者区别开来，而且通过一致的视点和行动实现了向“主流社会”（更大的“家庭”），向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写主体之名的认同，并在这幅“其乐融融”的图景中确认了自己独特的、无可取代的主体身份——不论你生活在怎样的境况之中，只要在那一瞬间，在那需要你大笑的节骨眼儿上能笑出声来，那你便尽可放心，你正紧紧跟随着“现代化”的步履和节奏。
小品《卖拐》里，赵本山的“落伍者”形象终于发生了转变，当时正值市场经济发展的轰轰烈烈，相伴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亟待解决，例如经济法制不健全、诚信问题严重等。《卖拐》里出现的流行语“忽悠，接着忽悠”又一次爆笑全国，只不过这一次观众终于站到了赵本山的身边，嘲笑的对象变成了范伟——一个极易轻信他人的老实人。当老实人太过于单纯，屡次上当受骗，其实也就成为了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一个“过去的人”，虽然小品在春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