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轰轰烈烈进行了一年时间，紧接着就爆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惨重的三年大饥荒，造成了全国范围内极其严重的非正常死亡现象。
对于这种情况的发生，无论是地方领导人还是中共中央，直至毛泽东，明显都缺少思想准备。最初发现后，都把它看成是像往年一样的春荒、 夏荒，完全不曾意识到，高级社全面推行之后高度集体化的结果，农民不仅再也没有过去那种抵御灾荒的能力，而且干部为应对上级要求的浮夸虚报和强制性地进行公共积累，还会人为造成农民口粮的严重匮乏，导致大规模饿死人现象的发生。事实上，还在1955、1956年，这种情况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中共中央对大量饿死人的事件也高度重视，并曾严加惩戒。然而，由于这种处置只是就事论事，股几乎没有产生效果。
中央为何处分广西省委？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中共中央最早因饿死人事件处分省级领导人，发生在1957年。当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和《广西日报》首次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处分广西省、地、县一批主要领导人的决定。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书记郝中士、萧一舟，以及中共平乐地委书记、副书记,中共平乐、荔浦、横县县委书记、副书记等十余人被罢免了党政职务，有些还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决定说明，公开处分陈漫远等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广西省1955年和1956年发生大批农民逃荒，甚至饿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决定指出，广西省早在1955年就已经发生过农民逃荒和饿死的现象，国务院当时即发出过指示，要求“必须加强生产救灾工作，对某些情节严重的失职干部，应该予以严肃处理。”然而，广西省、地、县各级负责人“仍然麻木不仁，不能从事实中吸取教训”。1956年春荒再度到来，“广西省的领导干部由于在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对灾情发展估计不足，因而没有领导有关部门正确地贯彻执行这一政策，及时地作好粮食调度供应工作”，终至“造成平乐、荔浦、横县等地区农民大批逃荒和死亡的严重事件”，“不仅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
当时公布的广西省1956年因缺粮饿死的农民的数字，是“550多人，其中以平乐、荔浦和横县最多”。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尚有争议，但中共中央的处分，显然不止是针对1956年的问题，而是包含着对此前死人事件的追究问责。国务院的决定对此已经讲的再清楚不过了，邓小平对此也有很明白的说法，即中央最不满的，是“事件发生后，省委对有关失职人员一直拖着不处理，患得患失，你推我，我推你，不仅缺乏群众观念，连‘人民’两个字的观念也没有。”这里讲的广西省委拖着不处理的“事件”，也就是国务院处分决定中所说的情况，即对国务院要求严肃处理造成1955年饿死许多农民的失职干部的指示拖着不办，以至于1956年再度发生大批饿死人的情况。
那么，1955年广西饿死了多少人呢？目前尚未见有可靠统计，但从广西一些县志的记载可以看得很清楚，1955年饿死人的情况要比1956年严重得多。如中共中央指出的1956年死人最多的横县，在县志里就没有具体记述当年死人的情况，倒是特别强调了1955年的灾情，称光是该县南乡、飞龙两个乡，1955年就有2971人因饥饿患了浮肿病，死亡434人。宾阳县志也没有记述1956年的死人情况，但却特别说明1955年因给农民留口粮偏低，以致该县因缺粮死亡667人。浦北县志也没有讲到1956年的灾情，但说明：1955年“全县断粮者最多时达226959人”，“患营养不良性水肿病10639人”，死多少人没有写出来。
中国饥荒常态化的影响
中共中央处分广西省、地级负责干部的时间非常微妙。因为它恰好是在1957年春夏之交。中央派人前往广西调查其问题是在1956年底，也就是在整风运动刚开始发动之际。中央书记处第一次讨论中央监委的调查报告是5月16日，读过沈志华教授反右运动研究的人都清楚，当时毛泽东正在警觉当中，反右的决策还没做出来，社会上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正热气腾腾。而书记处第二次，即5月20日讨论对广西问题的处理决定时，毛泽东恰恰决定要发动反右了。在这个微妙时刻坚持自曝家丑，一方面固然与整风反官僚主义的初衷有关，一方面反映出中共高层对广西省地领导人的极度不满。只是，这主要不是因为死了多少人，而是因为广西当地负责干部隐瞒下情、无视中央指示的行为。
灾荒，乃至于饿死人，在中国近代农村司空见惯。即使中共建国之后，每年还是会遇到春荒或夏荒。尤其是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之后，农民口粮被政府严格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一些地方的农民在青黄不接之际，因缺粮而逃荒甚至饿病的情况，时有发生。1954年，因发生全国性的灾荒，就曾导致几千万农民缺粮、断粮，不少省份都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其他年份，因国家太大，所谓“插花”式的这里旱、那里涝，出现广西那样的局部饥荒，屡见不鲜。在此之前，中共中央还从未因为饿死人而处分过省、地中高级干部。这也就是说，仅仅是因为有农民饿死，中共中央一般并不会轻易惩处下面的干部。
比如，就在所谓大跃进的1958年春天，就发生了大面积的春荒，一度有16个省都出现了农村缺粮、断粮，农民逃荒、饿死的情况，仅毛泽东批示要求各地注意者就有三四次之多。
据1958年4月25日中共中央转报办公厅所得各地的消息称，安徽有130万人缺粮，流浪到外省的农民有几千人。河北4个专区农民外出讨饭的有几万人，已发现12人因饥饿难耐而自杀。山东全省有67万人断粮，逃荒要饭的有15万人之多。广西壮族自治区29个县965个乡缺粮缺钱的困难户超过120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16.2％，已经断粮的就有5.7万人。广东省50个县、市统计，因春荒断粮的近百万人，已知饿死7人，因饿病水肿的69人，卖孩子的10人，讨饭的66人。
中央转发的这份简报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它指出：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无粮可供，“首先是因为灾区的领导干部对粮食情况不摸底，对形势估计不足，特别是有些干部怕犯右倾，见喊缺粮不相信，不积极采取措施。加上有些地区供应工作本来安排不当，闹粮情况发生后，又未迅速抓紧统销工作，对真正的缺粮未及时供应，致使闹粮面积扩大。”
把这一点和上述国务院批评广西省委的错误稍加对照即可看出，中共中央很清楚，这类问题的发生，多半都是因为许多中高层干部“在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对灾情发展估计不足”，以至于明明有粮有钱，却不能防患未然，人为造成饥荒死人。
另一值得注意之点是，简报在行文中对缺粮、断粮强调不多，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