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钱荒”是货币当局对影子银行加杠杆经营的一次矫正，但是短暂的治理之后，2015年、2016年以同业、理财为代表的金融资产再度快速扩张。金融创新叠加货币政策转型等因素，深刻改变了我国货币的供应机制，近两年来货币供应机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有些是金融深化、效率提升的表现，但另一些则体现了资金脱实向虚、金融业务存在不当创新。因此，需要透过货币供应变化的表象，分析其深层次原因，进而趋利避害的推进金融深化改革。
货币供应机制新变化的表现
货币派生方式较不稳定
货币派生基本公式: M= m×B，其中M为货币供应，B为基础货币，m为货币乘数。近两年，广义货币M2同比增速较为稳定的围绕在10%左右的区间。虽然表面上M2增速稳定，但使用货币派生公式分析M2时发现，基础货币增速、货币乘数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货币派生方式呈现新特点。
当前基础货币的供应方式仍处于探索阶段。随着我国出口增幅放缓以及鼓励对外投资，中央银行外汇占款出现下降趋势。中央银行开始探索使用公开市场操作、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短期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以及抵押补充贷款PSL等）替代外汇占款派生基础货币，并逐步对基础货币的供应方式进行重构。本质上，当前使用的新型货币市场工具属于流动性便利工具，在发达国家实践中多用于紧急流动性驰援，并不适合用来永久性派生基础货币。并且此类工具期限短、分配规则不清晰以及难以兼顾量价调整，因而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随着MLF等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规模逐步扩大，基础货币供应的不稳定性将越来越强。
广义货币增长主要依靠货币乘数拉动。2014年年底至2017年二季度，基础货币增速从8.5%下滑至5.19%，货币乘数则从4.18倍扩张到5.37倍，货币乘数扩张抵补了基础货币增速下降对广义货币的影响。货币乘数主要决定于通货比率、法定准备金比率以及超额准备金比率等因素。货币乘数不仅取决于货币当局的政策行为而且决定于商业银行及其他存款机构及社会公众行为。货币乘数的决定过程比基础货币的决定过程更复杂，货币乘数也比基础货币更容易发生变化。因此，严重依靠货币乘数拉动广义货币增长，造成广义货币的稳定性、可控性均较差，中央银行对货币的调控能力也将受到影响。
非复苏性M1与M2增速差距扩大
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速快速提高，货币总体流动性增强。2012年至2014年M1月度同比一直低于广义货币M2的同比增速。从2015年开始M1增速提升并超越M2同比增速，2016年7、8月更是同比增速超过25%，同时M1与M2增速差逐渐拉大。M1流动性强于M2，较高的M1与M2同比增速差，说明货币总体流动性增加。M1=M0+单位活期存款，其中单位活期存款大幅增加是M1增速偏高的主要原因。以往M1增速大于M2往往发生在：经济复苏时，企业保留现金以备投资；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强刺激造成企业获得大量低成本资金又无处投放。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处于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长较为平稳，并不处于上述两种经济阶段，因此当前的流动性结构的经济含义较为异常。
货币供应量的经济金融参考意义弱化
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供应量满足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要求，因此是适宜的货币政策实施与宏观经济调控工具。然而近期货币供应量与相关指标的背离显示使用货币供应量衡量、调控经济金融的效力大不如前。
货币供应量指标低估商业银行的杠杆水平以及经营风险。存款类金融企业的负债是货币供应的主要来源，因此货币供应量从侧面反映了存款类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的杠杆率水平以及经营风险情况。2015年初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资金来源大于M2余额11.9万亿元，2017年上半年末该数据迅速扩大到22.3万亿，两年多的时间内将近翻倍。存款类金融机构资金来源日益多样化，传统的一般性存款已经不是唯一的资金来源。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失真。2014年年底到2017年6月M2同比增速从12.2%下滑到9.4%，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保持在12%〜13%的稳定区间，GDP、CPI等宏观各项经济指标较为平稳。社会融资规模指标从资产端统计资金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在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放、宏观经济各项指标平稳的背景下，广义货币M2增速却异常下降，显示出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变量之间开始出现背离。因此，近期货币供应量的宏观经济、货币政策参考意义正在弱化。
货币供应变化的直接原因
结合经济转型期经济金融的运行环境，造成上述货币供应量变化的直接原因有以下几点：
货币政策正在经历转型期
外汇流入不可能保持高速增长，因此需要改变以外汇派生基础货币供应方式。然而转型过程却并不容易，无论是转向数量供给规则，还是转向价格供给规则均存在客观条件的约束。
数量型供给规则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前，再贷款是基础货币的主要来源，由于不需要高信用抵押品而直接投放基础货币，存在较大程度的预算软约束，很难控制通货膨胀。西方国家普遍以公开市场操作买卖国债投放货币，但我国国债市场容量有限，不足以供中央银行开展该操作。近期，新创设的MLF、PSL等货币政策工具实质上是扩大抵押范围的货币派生方式。价格型货币供应机制方面：央行在2013年试图以SLF建立利率走廊提供基础货币供应，但是这次尝试被证明存在一些缺陷：走廊上限设定太高，起不到稳定短期利率的作用；设定太低则很容易受道德风险绑架。在金融机构自我约束机制未建立起来之前，如果央行守住短期利率上限，激进的金融机构希望从央行获取无限的资金从事加杠杆期现套利，利率风险则全由央行承担。2013年以来出现的几次“钱荒”就是金融机构与央行关于是否稳定利率的博弈。
近期的基础货币供应采用的是量、价混合的方式（央行同时控制MLF等工具的利率与数量）。这种安排的主要问题在于：货币投放既无法参考市场利率的价格信号，又缺乏确定的数量增长规则。